一位近日被国际刑警组织撤销“红色通报”的知名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三（3月7日）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感谢各界的不懈努力，让他获得迟到21年的正义。
现年50岁的多里坤·艾沙是一名主张新疆自决的活动人士。1988年，他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维吾尔学生民主运动，事后被软禁并被新疆大学开除。上世纪90年代他逃离中国，1996年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后加入德国国籍。目前他担任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艾沙向美国之音这样讲述他第一次得知自己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告”的故事：
1999年，中国知名人权捍卫者魏京生请他出席一个在德国举办的会议，介绍新疆的人权状况。那时他还没有德国护照，需要去法兰克福领事馆申请签证。
艾沙回忆说：“在我等签证的时候，突然他们的保安把我带走。我说怎么回事？当时有德国警察在外面等我。他说，这边有一点误会，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警察局？我说可以。在警察局，他给我看了一个Interpol（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 我很吃惊，中国政府领导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是为了逮捕、遣返逃犯而发出的警报系统，根据追捕逃犯国家的请求发出。不过，它并不是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因应。
当时艾沙问，这个“通缉令”是什么时候发出的？警察说是1997年。
艾沙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恐怖分子”的说法，“那个时候说多里坤是杀人犯、抢劫犯”。
“我也不知道我杀了什么人，” 他笑着补充道。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后，中国当局掀起了一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 “三股势力”的运动。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开始将艾沙和一些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为“恐怖分子”。
那一次，德国警察在审查过他的资料后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学生领袖，正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你没有问题，可以走了，但是以后去别的国家要小心，因为每个国家对待“红色通告”的政策不同。
这纸“红色通告”在他头顶一悬就是21年，他也因此在世界多个城市的机场被扣押，有时被直接送上返回慕尼黑的飞机，有时因为拿不到签证被迫取消行程。最近的一次是去年8月，他在罗马被警察拦截，带到警局询问了几个小时。警方说，他们是依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办事。
国际人权组织“公平审判权利”说，艾沙倡导维吾尔人通过和平、非暴力、民主的手段获得民族自决。因为这些努力，他被中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这个致力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非政府组织从2009年起开始就艾沙的案子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但是很多年间，该组织拒绝提出任何信息。
“他们只是回答说，对不起，中国不让我们提供任何信息，” “公平审判权利”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吕蓓卡·莎弗尔说。
莎弗尔说，直到近期，国际刑警组织内部一个独立的、负责处理投诉的监察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艾沙的“红色通告”才得以被重新审视。
“国际刑警组织发现，中国提出的理由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她说。
2月20日，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发布通告，撤销对艾沙的“红色通告”。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称将就此与国际刑警组织进一步沟通。
“公平审判权利”的莎弗尔说，上个星期，在他们的努力下，还有三人的“红色通告”被撤销，但这些都只是沧海一粟。她说，仅去年一年，国际刑警组织就发布了2万6000个“红通”，加上之前累积下来的8万5000个，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监察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逐一审查这些案子，没人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同样是到受政治驱动的。
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的”组织。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更让其声誉陷于危机。
今年早些时候，“人权观察”发布报告，敦促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政府拒绝中国滥用“红色通报”。
“21年真的太久了，” 理查森望着坐在身旁的艾沙说，“但正义总算还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