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劳改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去世三年了，但是，围绕其身后的政治和相关经济问题犹存。近日，有关此“遗产”的争议再起，又一次进入人们的眼帘。吴弘达支持者认为，吴不在了，但其精神不死，吴所创立的反劳改事业应无条件在美国持续下去。但目前主政劳改基金会的学者专家认为，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革除弊病，废除陈规陋习，才能更好地完成吴弘达未竞事业。
吴弘达身后留下什么
吴弘达（1937-2016）是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他在美国创立了反劳改事业，在美国政界颇有名气。他在79岁时（2016年4月）和中国来的几个亲戚坐邮轮去加勒比海旅游路过洪都拉斯海滨浴场游泳溺水而亡，引发了身后一系列问题。
在罗丹岛海滨游泳场去世的吴弘达是个传奇人物。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于上海基督教银行家家庭，五十年代在北京地质学院读大二时被打成右派，然后遭到专政发配山西河北等地劳改十九年。吴弘达曾说：“他们宣布我是反动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吴弘达说到山西劳改场所时说那里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中共实行的劳改制度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据劳改基金会资料，该制度从中共1949年建政后开始实行到九十年代中被“废止”，被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或其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改人士有四千万到五千万之多。
吴弘达文革后得以平反复出。八十年代中来到美国后吴弘达到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访问学者。1994年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从此开始全力以赴反对劳改制度。在他大力推动主持下，劳改基金会和纪念馆相继成立，在美国政界甚至对中国维权事业都产生了相当深刻深远的影响。
有关吴弘达“遗产”的争执双方
4月27日，一些吴弘达支持者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劳改纪念馆发展促进会”(简称促进会），会长是资深异议人士魏京生。他们的宗旨是：打击劳改制度、抵制劳改产品，援助劳改人士。这些人举办了一场活动，宣传其理念。参加者包括在中国坐牢多年的资深政治犯魏京生、张菁、遇罗文、齐家贞等人。
可几乎就在同时，同吴弘达有密切相关的劳改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行政执行机构）和劳改人权基金会（财务监管机构）也宣称，他们选出了新的理事： 人权基金会三名理事：芝加哥音乐家杨逢时、杰夫.菲德勒（Jeff Fiedler）（原吴弘达同事、劳改基金会创办人之一、美国工会领袖）、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杰夫.菲德勒担任主席。
在劳改研究基金会方面，纽约的大学教授、人权活动家夏明担任理事会主席，加州的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为理事。这些人，都是海外自由派独立学者，宋永毅曾在1999年回中国从事研究工作时被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扣押了半年，另外，他在文革中也曾被打成反革命坐牢五年。
上周末在华盛顿成立的《劳改纪念馆发展促进会》会长魏京生是资深政治犯。1979年他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文呼吁中国实现五个现代化直言批评最高领导邓小平被后者打入大牢，冤狱两次先后蹲了19年。九十年代后期因最惠国待遇问题被中国“特赦”直接流放流亡美国，以后一直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现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以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
显然，这个促进会和劳改研究基金会/劳改人权基金会的音调并不和谐一致，甚至有些弦外和摩擦之杂音,核心和实质是：到底应由谁来继续和继承吴弘达的政治和经济遗产。从吴弘达去世三年以来的情况来看，甲方（劳改基金会新班子）同乙方（促进会参与和组织者）双方之间有理念之争也有具体的操作之分野。双方之间的纷争，也曾上升到法律层面，有过法庭上的交锋和结论。
双方在争什么
促进会方面的代表魏京生认为，吴弘达创立的反劳改事业，应继续由曾遭受劳改迫害的“德高望重”的劳改人士所继承和推行下去。还有吴弘达的支持者认为，吴弘达不在了，那么他创立的目前有名气的华盛顿劳改博物馆（纪念馆）也应由这样的人来管理和主持才名正言顺顺理成章。魏京生年5月1日对美国之音说：大家觉得，现在劳改基金会的这些人应走开，应该由过去的劳改犯来管这个基金会可能责任心会更强一些。”
魏京生和促进会的一些人士认为，劳改基金会新的理事们，把吴弘达开创的反劳改事业的“基本盘”越做越小，不像吴弘达在世时那么“过五关斩六将”而是走了“麦城”，阵地不断丢失，博物馆展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丢失掉了。
不过，纷争中的甲方（劳改理事会新班子）认为，这些指控都不是事实，即便有部分事实，也只是表面现象。整个矛盾的症结和实质在于，吴弘达不在了，但反劳改事业的道路需要如何走下去，这是个方向和路线之争的大问题。
劳改研究基金会新理事宋永毅教授是文革研究专家，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搜集文革各种资料并将其上网数字化，对推动整个世界的文革研究，可谓功不可没。而1999年他回中国被捕之罪名也是搜集文革资料 （国家机密）。他5月1日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矛盾的焦点在于，双方对于未来的道路走向理解有所不同。
他说：“我觉得要争的是，基金会今后的路怎么走。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过，宋永毅也说：当然，劳改基金会有一些钱，大家都想更容易更方便的得到资源，这个也无可厚非。
吴弘达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将近二十年，积累了不少资源。不过，他经手的最大一笔资源，就是他代理了中国异议人士师涛和王小宁因雅虎出卖而被中国当局抓捕坐牢十年的案子。结果，雅虎被美国国会追究而赔偿中国受害者1700万美金，由吴弘达来监管。这时是2007年。
从那时到9年后吴弘达（2016年）去世，他领导下的劳改基金会，除去房产、工资、各项行政开支、援助受害人士、出音像媒体产品、法律事务开支（赔偿费和律师费等）、资本市场投资等等，这笔钱大约还剩下二、三百万（纽约时报）。当然，二、三百万也是钱，也足以让没有资源的人，为之去努力和奋斗。
上周六参加促进会活动但没发言的重庆学者王康说：吴弘达留下的“遗产”是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劳改基金会为数不小的那笔钱财和钱财的继承问题。中国人，我很难去判断，究竟是新老理事会之间，因为吴弘达的私德还是遗产里面的含金量或是遗产中的公益或道义上的争执。”
劳改基金会改革，改了什么？
吴弘达在世时，一些基金会/劳改纪念馆/的负责人是拿工资的，一年要开支几十万。而宋永毅说：新班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工资制，所有理事一律义务打工。劳改研究基金会主席夏明博士也对这项改革引以为豪。宋永毅说：吴弘达去世后当时的理事芝加哥的钢琴家杨逢时在同另一位理事安努南的电邮中强调：现在的矛盾之核心和本质，就是今后方向如何。
宋永毅说：“在我被邀请担任新的理事时，为了解吴弘达死后他们的分歧。我曾经看过她们之间所有的电子邮件（附件）。我认为杨逢时的如下电子邮件把他们的分歧说的很清楚：劳改基金会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变-- 要结束“一人说了算”而变成“集体领导”，那才有希望。
这次矛盾的甲方认为：吴弘达的行事风格比较强势，比较独断专行，很多重大决定都是自己拍板定案的，为不少前同事所诟病。劳改研究基金会现任主席夏明也认为，一人说了算的做法必须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说：“几个问题: 吴过去的运作有无或有何可值得改进的地方，从而成为一个规范的NGO（非政府组织）; 基金主要用于发工资养人，还是用于项目和活动; 基金会的运作如何尊重程序正义，避免RIP手段滥用从而耗尽基金资源: 无中生有爆料(revelation), 鼓动外部参与调查(investigation), 法庭控告(prosecution)。”
魏京生：大家应坐下来谈
对于双方这些观点之争，魏京生也认为，大家应坐下来谈，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纠纷，因为大家说到底还是“同事、同道”。 对于魏京生这种观点，上周六也参加了促进会活动的中国流亡人士、重庆思想者王康表示赞同。他5月1日对美国之音说：海外异议人士或自由派人士，不管坐牢与否，坐牢长短，本身都是“囚徒”。既然大家都是囚徒，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王康：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和权利来承担劳改基金会未竞责任
有民间思想家美誉的重庆学者王康说：争执中的双方，应互相认同，老的新的理事会，坐过牢的，没坐过牢的，看在一个最根本的事业上面—就是劳改--由吴弘达先生所开创的劳改事业上，能否通过内在协商或通过某种调节，不管是法律还是非法律的，达成一种共识，把劳改基金会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王康提到，华盛顿地区的学者陈奎德博士，虽然没有做过牢，但是，他从六四后就自我流放美国，已经三十年了。“他也是囚徒”，王康说道。
陈奎德博士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也是知名的中国问题评论员。他也是劳改研究基金会的新理事。他5月2日对美国之音说：双方之争，钱是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他说：劳改基金会，一直是一个得到相关机构批准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机构，其成员的组成或构成，自然通过一整套合法程序，这里有个程序正义问题。如果想通过其他方法来取而代之，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
不过，陈奎德也认为，这个矛盾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双方可以坐下来谈。他说：“我觉得，都可以商量啊。现在就是要讨论，这个劳改基金会将来怎么办，大家拿出方案来，什么方案是可行的，大家拿出建设性方案。”
陈奎德说：大家都不要搞这种内斗，不要搞网络上的纷争，没有意思嘛。“这让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是个双输局面啊”。陈奎德说：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有建设性方案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