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达兰萨拉的藏人来说，达赖喇嘛就是他们的全部。在主街上卖酥油茶的藏族大妈说：“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时候，这里的客人都会减少，街上的生意也会冷清。”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认得达赖喇嘛那辆银灰色的丰田座驾，“昨天晚上，尊者回来了，那时是十点钟左右，他的车就从我门前开过去的，”一位开咖啡馆的尼泊尔女老板告诉我。“可惜，尊者住不了多久，”另一位来自四川阿坝州的喇嘛占巴说，“后天，他又要去南印度了。”
尽管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官网上不再罗列达赖喇嘛的详细日程，但久居此地的很多藏人都对达赖喇嘛的行踪非常清楚，如数家珍：尊者刚刚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回到达兰萨拉参加几个佛教团体为他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参加附近印度社区的一个慈善募捐活动，然后又要前往南印度的藏人社区，接着将去日本大阪参加法会，等等。
不管达赖喇嘛在与不在，达兰萨拉的藏人似乎早已经习惯了在这块印度土壤上生活的日子。表演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照例排练着藏族歌舞，唐卡画家洛桑依旧在他的画室里教授来自香港、台湾的学生们作画，主街上的藏族餐馆老板财旺总是对每一位客人笑脸相迎……
流亡藏人难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实际上，达赖喇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所在的这个地区名叫麦克里欧甘吉（Mcleod Ganj），距离达兰萨拉县城还有将近十公里的上坡路。这个以英国人名字命名的山村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海拔1700米，曾经一度是德里殖民政府官员的避暑夏宫。然而，1905年的一场大地震毁掉了这里几乎所有的建筑，砸死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幸存者纷纷离去，整个地区濒于被废弃的境地。直到1959年，从西藏出走的达赖喇嘛和几万藏民被印度政府安置在这里，麦克里欧甘吉才开始重新恢复了人气。
1960年，达赖喇嘛在麦克里欧甘吉组建了西藏流亡政府。随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穿过尼泊尔，聚集到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朝圣者、学者、公益组织员工、寻求精神寄托的旅人络绎不绝，这里逐渐被冠以“小拉萨”的称谓。近些年，由于新德里以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印度北方城市的中产阶级逐渐将达兰萨拉和附近的山村作为周末的“避难所”，大量印度人开始涌入到这里，旅馆业、餐饮业、度假房地产等行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对于居住在麦克里欧甘吉的藏人来说，经济发展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在主街上经营藏族传统手工艺品、藏药、佛教器具的小摊贩以及餐馆业主多少能够从游客潮中分得一些收益，但由于大多数藏人只有难民身份，而印度政府又不允许难民拥有土地，房地产的增值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25岁的旺堆刚刚从大吉岭那边的藏族学校毕业，他没有选择继续在佛学院深造，而是决定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租房开了家客栈。客栈开在距离麦克里欧甘吉2公里的另一个村子，是印度游客比较集中的地区，“7间房，年租金大约相当于11万人民币，”他告诉我说，虽然房屋的租金比拉萨还贵，但他还是觉得有能力收回投资，“3月到8月是这里的旺季，房费会翻几翻。”
流亡藏人的选择
旺堆10年前翻越雪山来到印度，“走了三天，才进入尼泊尔，那里有人接。”他说，“不过，那会儿我才15岁，没觉得艰苦，就过来了。”旺堆告诉我，他的家在拉萨，家里还有父母和一个姐姐。“当年我决定出走的时候，妈妈坚决不同意，但爸爸非常支持我。不过，还是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08年西藏出事后，政府上门查对户口，家里人就说我走失了，后来我就没有户口了。那年，家里还有一个亲戚在拉萨被抓坐牢，所以，我们家是上了政府黑名单的。经常有人去家里抽查，翻看手机里的通讯录，我爸爸隔三差五要把我的微信号删除。我原来用微信语音和他们聊天，现在微信好像也不保险了，我和姐姐只好用其他方式联络。”
旺堆说，他不敢和妈妈通话，“因为她总是哭。”对于未来，他感到一丝茫然，“西藏独立根本没有希望，连尊者本人都只提自治，走‘中间道路’。”他很想有机会回西藏，但又觉得机会十分渺茫。“印度政府给我们发一种类似难民证的居留证，但那不能作为护照。这几年，有些藏人去中国领事馆申请回西藏，他们首先得是国内身份证没有被注销，其次，对于这里的藏人来说，那样做表示‘投降’了，会被看不起。”
我在藏族表演艺术学院门口遇到的一位藏族大哥正在与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办理回藏事宜，在这个敏感时刻，他不愿意透露名字，也不愿被拍照，怕节外生枝。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自己来印度35年了，来的时候只有8岁，“跟着大人，糊里糊涂就翻雪山过来了，也不觉得害怕。”他的家人也在拉萨，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年纪大了，“我想回去看他，也想回西藏过日子。我在这里娶了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我们很难拿到印度的公民身份，来这里的藏人不容易，需要自己很努力地打拼。”他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拉萨，“他们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都劝我回去。”
索南泽仁是藏人行政中央西藏图书馆的专业摄影师，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展示了多年来他在各种场合拍摄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索南泽仁1961 年出生于西藏，老家在距离尼泊尔不远的边境地区，“我1967 年就过来了，在达兰萨拉快 50 年了，差不多是这里最老的一辈人了。能够在尊者身边工作，负责用影像为尊者留下记录，我是很幸运的。”
留着一头长发的索南泽仁看上去很有艺术家的气质，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回西藏去，“尊者在哪里，我就会在哪里。”他的摄影作品展示了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的喜怒哀乐，赋予尊者颇具人性的一面。
如果说，达兰萨拉的第一代藏民还保留有对西藏的身份认同的话，第二代藏民的身份模糊感已经成为引起长辈们担心的问题。很多出生在印度的藏人进印度学校，讲印地语和英语好过讲藏语。尽管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重视藏语教育、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教育，但这种强调本身正意味着对藏族文化流失的担心。印度的媒体曾经有过多次报道，年轻一代藏人已经没有上一代人那么强烈的“西藏意识”，他们已经“印度化”或“美国化”了，很多人考虑更多的不再是西藏问题，不再是如何回归西藏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移民到美国去、到欧洲去。
在财旺的藏族餐馆里，我遇到了一对年轻的藏族恋人，小伙子兴奋地告诉我，“明天我就要去纽约了。”他说，他的父亲已经在纽约做生意多年，他这阵子在进修英语，希望将来在美国能成为父亲的好帮手。从他的话语中，看不出多少对达兰萨拉的留恋，更多的倒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临走时，他还不忘对我说：“纽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