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部小镇沙口戴蒙·黄的家里，一天听到三种不同的汉语并不稀奇。
有时会听到客家话，那是黄家祖辈的语言，还会听到粤语，那是广东省的主要方言，还有普通话，也是多数外国人所知道的“中文”。在黄的生活中，每一个方言都有其独特的目的，不管场合是在家、学校还是工作地点。
在沙口的家度过假日长周末的黄说：“我会在一些正式的场合说普通话，我和朋友出门玩的时候，我会说粤语。我和一些家人会使用客家话。”
21岁的黄中学时离开了他的农业小镇，到县城读书，如今在中国大都市之一广州上大学。
一起说客家话，仍然是把黄与他在沙口的祖父母和在佛山的父母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他的弟弟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语言从客家话转向普通话。
“我的小弟，---虽然我们住在佛山，教他客家话，”黄说，“可他不学客家话，他学普通话，所以到现在也不会说客家话。”
香港大学语言学博士生亚瑟·汤普森(Arthur Thompson)说，黄家只是语言多样性正在中国渐渐消亡的一个例子。汤普森和同事、香港大学语言学系的两位助理教授约瑟夫·佩里(J. Joseph Perry)和乔纳森·黑文希尔(Jonathan Havenhill)正在研究黄家的案例。这是正在开展的沙口客家话项目的一部分。
全世界有3千4百万人说客家话，包括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区。说客家话的还有一些中国最著名的领袖人物，包括现代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和太平天国造反领袖洪秀全。
虽然客家话有如此显赫的历史地位，但是在中国大陆境内，普通话正在排挤客家话。源自北京方言的普通话被视为“标准”国语。
中国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迁徙是客家话江河日下的主要驱动力。过去30年来，包括黄家在内的几亿人从乡村迁往佛山和广州等城市。很多移民最后放弃了家乡方言，改说当地的标准语言。
汤普森说：“正因为如此，黄有了客家话正在消亡的感觉，因为他已经看到，一出家门，客家语实际上就派不上用场了。而更加触发他这种感觉的一个事情是，他的弟弟甚至根本就没有在沙口长大，可能不会在沙口接受任何教育。”
他还说：“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地多有发生。我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延伸到汉语很多不同的语言上，不仅仅是客家话。”
中国南部受到的冲击尤其大，这是中国语言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如今已成为经济和工厂重地。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The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在全中国范围，有大约10大种不同的汉语，此外，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还有很多语言。几乎所有这些语言都处在衰落状态。
台湾最近通过法律保护客家话等少数族群的语言，而中国除了当地电视台有限的公共节目之外，没有做出这样的保护语言努力。中国也不承认各种不同的中文为正式的“语言”，只称其为“方言”，尽管有些“方言”有众多使用者，比如粤语在全世界就有9千1百万人在使用。很多这些“方言”实际上与普通话彼此并不相通，声调数量和词汇也经常不同。
随着客家话的消逝，中国南部正在慢慢失去它的历史元素。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南迁，客家话随之扩展。客家人在定居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过程中，常与其它族群出现暴力对抗，而客家话却生存了下来。
在当代，客家话的颓势也将有重大的政治后果，这在黄家只说普通话的弟弟身上已见端倪。
汤普森说：“这正是中国政府想要的那种小孩：戴蒙的小弟弟从三岁起就说着流利的普通话长大，与他的语言多样性没有任何关联，这样他将被抹去任何地区身份认同。他只把自己视为中国南方人。”
他说，两分法对中国政府来说更容易管理：中国北方人与中国南方人，而不是靠各种各样的村庄或语言群体来分人。这种两分法似乎大体与中国正在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运动相符合。中国正在强调，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是说普通话的汉人，特别是在那些有大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比如西藏和新疆。
汤普森说，虽然在广东还是可以听到客家话，但是，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不再说父辈的语言，“只是个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