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年前他就离开了中国，而且穿越了13个国家，辗转数千公里，最后到了波兰，但艾尔辛·艾尔金乌里（Ersin Erkinuly）的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仿佛昨天才与母亲告别，清楚地记得她的面容。
“儿子，在明天你长途旅行前一定要吃饱。我们一会儿就要见到你了...你父亲和我会在午餐时回来见你。等着我们。”艾尔金乌里，25岁，由于在中国面临被送往“再教育营”的压迫和威胁，无法继续住在父母家。但由于被哈萨克斯坦特种部队监视，他也无法留在自己先祖的国家哈萨克斯坦。
因此，他前往欧洲。
“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他从波兰的一个难民营通过电话向自由欧洲电台讲述了自己的冒险故事。艾尔金乌里，又名伊利森·艾尔肯，由于多次越境进入欧盟，被拘留在波兰的一个寻求庇护者拘留中心，他在那里已经度过了六个月。在这幢接纳难民的大楼里，他和其他人得到了食宿，并能够自由地与人权组织、大使馆、记者以及其他可能帮助他们的人进行交流。
逃离中国
回忆离开家的原因，艾尔金乌里说，一切都始于当局对他的邻居在斋月期间的严格宗教监控。斋月是穆斯林的圣月，人们从黎明到黄昏禁食。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族人，但也有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自2017年以来当局对穆斯林的严格控制开始加强。
“村委会的代表在凌晨3点钟来到了邻居家。我很惊讶，他们竟然说邻居们那个时间在吃东西，”艾尔金乌里回忆起他在中国的生活。中国那时已经开始对信徒实施严格的限制。
有关部门曾经询问他的父母，他们是否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结婚，他们的孩子是否做过“纳玛兹”祈祷，还询问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肯定回答都可能导致一个家庭被视为“极端分子”并被带到集中营。
2018年，中国对新疆土著居民的压迫公之于众。被视为可疑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出国的人，都被送到“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们接受密集的汉语培训，被迫唱爱国主义的中国歌曲，每天多次观看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视频”。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牢房中。
艾尔金乌里说：“我以前住在新疆的尼勒克县。当我要去伊宁市时，他们检查了我很长时间。我把身份证忘在家里了，所以他们联系了村委会，只有在确认了我的居住地后才让我通过。他们还问了我出行的目的。我给他们发了我去过的地方的照片和视频。不管怎样，这种控制已经成为常态。即使我们从附近的地方回来，他们也会跟踪我们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就会跟踪一个月。我们必须报告我们看到和了解到的一切。”
他的许多朋友都被关进了中国的“再教育营”。
尽管他说自己的宗教知识相当有限，但中国的控制加剧了。
厌倦了这些限制，艾尔金乌里决定离开中国。他渴望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看到他的祖居地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去了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办了一个三年有效的签证。
“我所有的行动都一定显得可疑。‘你为什么去那里？’（官员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撒谎说我会在三个月内回来，自愿去‘再教育营’。”
他的父母不情愿让他走。他想和他们说再见会非常难。此外，他急于尽快搬到哈萨克斯坦。所以，他没说再见，孤身绕道边境城市霍尔果斯进入哈萨克斯坦，总算到了阿拉木图。
祖居地令人失望
“当我到达阿拉木图附近的萨尔坎德时，我约好见面的人没接电话，”艾尔金乌里说道。“所以我住在旅馆里，旅馆老板通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KNB），告诉他们我是中国来的，国家安全委员的人当天就来了。”
在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摆脱监控。
他说：“我花了一个小时告诉（KNB官员）新疆的政治局势。我告诉他们情况复杂，他们每天都和我保持联系。”
艾尔金乌里说：“他们说，‘你在哪里？你要去哪里？我们需要再谈谈。’我问，‘我已经告诉你了一切。你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打电话？’。他们尝试通过其他人联系我。有一天，移民局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一趟。居住在萨尔坎德的中国人不再邀请我去拜访他们。然后我去了东南部城市塔尔迪科尔根。在那里，我在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但不同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给我。我很害怕。”
在不断的电话骚扰之后，他说，感觉哈萨克斯坦支持中国对穆斯林进行关押的政策。他认识的一些人的兄弟姐妹被拒绝了难民身份，艾尔金乌里说，“这证实了我对哈萨克斯坦的看法。”
六个月后，由于持续的压力，他决定离开哈萨克斯坦。他决定前往一个尊重人权并对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族群表示同情的国家。
乌克兰战争的好处
艾尔金乌里购买了阿拉木图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巴黎航线的机票，计划在法国申请难民身份。但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土耳其边防警察拘留了。
从那之后，艾尔金乌里开始在欧洲国家进行合法和非法的旅行，试图进入由24个欧洲国家组成的申根区。从土耳其，他飞到了塞尔维亚，然后到了乌克兰。
艾尔金乌里说，乌克兰的边防警察问他从哪里得到了乘飞机所需的钱，他说他是从在塞尔维亚的一家旅馆遇到的一些慷慨的人那里得到的，他们知道他在逃离中国，对他感到遗憾。
“说英语的人非常友善，”他说，并补充说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的朋友也帮助了他。
艾尔金乌里在乌克兰时，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发动了全面入侵，他说他目睹了数次爆炸。由于战争，他想离开乌克兰，所以他买了一张返回土耳其的机票，在机场过了一夜。
他说，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护照和飞机票都不见了。随后，土耳其当局将艾尔金乌里安排上了飞回乌克兰的班机。
他合法前往申根国家的希望似乎破灭了。他决定尝试非法越境，希望能够前往波兰，然后前往德国。
他说，在乌克兰与波兰和斯洛伐克的边境上，边防警察寥寥无几。“我打算在夜间沿着一个村庄附近的道路越过边界。我听到狼和狐狸在四处游荡。似乎它们不怕人或汽车。我真的很害怕在完全黑暗中独自一人。后来，我付了一名出租车司机50美元，他把我开到了距离边界一公里的地方。但是当我靠近边界时，边防警察抓住了我。”
乌克兰法院下令将艾尔金乌里驱逐出境，遣返回中国。但他需要购买机票，而他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们把他关在拘留中心。
他说：“在拘留中心，他们允许我们每天通电话两个小时。从那里，我给哈萨克斯坦的故乡（Ata-Zhurt）组织的代表打电话（该组织由原籍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创立。1991年哈萨克斯坦获得独立后，很多哈萨克族人从世界各地返回哈萨克斯坦）。”
“我告诉他们我将在一年内被驱逐回中国。可是我死都不想回中国，除非他们把我的尸体抬回去。然后我把自己的情况通知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组织。乌克兰无法将我驱逐，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与我取得了联系。”
艾尔金乌里相信，通过避免被驱逐回中国，他“避免了死亡”。然而他的冒险还远未结束。
逃离战争
去年冬天，艾尔金乌里与数百万其他乌克兰人一起越过边境到了波兰，逃离了俄罗斯入侵后的混乱局势。然后，他设法到达了他一直希望抵达的国家德国，他认为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生活，没有压力。
“欧盟国家有一项法律，规定您首次以难民身份在哪个国家注册，该国必须决定是否授予您难民身份，”他说。“我第一次进入波兰时被采集了指纹并注册。当我看到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车臣和非洲的人等待七八年的庇护，其中一些人被遣送回自己的祖国时，我失去了希望。”
因此，当艾尔金乌里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时，他们想将他遣送回波兰。但是他却去了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设法在咖啡馆工作，还找到了切蔬菜和洗碗的工作，尽管他没有合法身份。他说，他通常每天挣30美元至50美元左右。
他说，在这些国家的难民众多，警察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检查非法工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轻松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又回到了德国。”
直到有一天，他在德国的一辆国际巴士上被警察以“非法越境”而拘留。
德国将艾尔金乌里遣送到波兰，那里将决定他的难民身份。他逃离了波兰，来到了瑞典的马尔默，但在那里他又被拘留并遣送回波兰。
“同意自愿返回中国”
如果他的上诉失败，艾尔金乌里仍然可能被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波兰法院决定将生效，将他遣返回中国。该判决指出，他“很可能再次逃往国外”，因为他之前曾在德国、瑞典和荷兰寻求庇护。
该决定还写道：艾尔金乌里 “同意自愿返回中国”，而他表示这是不真实的。
波兰当局据称不相信艾尔金乌里的政治观点和他所说的逃离中国的理由，因为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艾尔金乌里说：“我被允许在14天内对移民局拒绝给我难民身份的决定提出上诉。我已经提出了上诉，这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我再次不被接受，根据法院的决定，我将被送回中国。”
他说他在中国只有“等待死亡”，而且他认为在波兰他的人权没有得到保护，官员们似乎为拒绝他的庇护请求“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艾尔金乌里现在寄希望于国际人权组织对他的支持。
自从2021年以来，他没有和父母通过电话，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政治教育营”中。
中国当局知道艾尔金乌里正在寻求庇护，因此他已经切断了与亲戚的联系。“如果他们发现亲戚们收到了我的消息，这对他们来说将成为一个问题，”他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由于担心他们可能怀有分裂主义或极端主义信仰，已有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被中国官员送往新疆的封闭机构。许多观察家声称，北京正在实施一项减少穆斯林人口的政策，因为许多妇女报告称她们在拘留营中被强制绝育或堕胎。其他“再教育营”的囚犯声称遭到卫兵强奸并成为医疗实验的对象。
许多曾经进过这些营地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无法解释的死亡事件经常发生。几家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指责北京对新疆的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
中国官员将“再教育营”称为“职业培训中心”，并将其视为新疆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打击极端主义”。他们否认虐待或酷刑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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