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的五年里设立100家国家级智库。有分析说，这是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希望这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不过，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可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掣肘，甚至最终还是沦为宣传机构。
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五年内“重点建设５０至１００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百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
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声索；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
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不过戴博认为，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
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将智库产品纳入政府采购：“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且要“按需购买、以事定费”。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和“国有”的窠臼。
黄严忠说：“中国的智库，我经常用的说法是：‘党有、党治、党享’；它本身是政府拥有的，而且是政府资助，它的很多产品更多得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真正独立与高效建议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掣肘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黄严忠说：“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指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但是，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之下要做到这样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研究人员和智库本身，看他（它）们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定位为政府和决策者的附庸、为它（他）们的决策背书，还是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更加客观与平衡的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一百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谈到中国的新智库能否实现真正多样性和独立性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专家李成博士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表示，多元应该是中国智库首要追求的目标：“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的，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这将极大地限制它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