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兼总编丹·拉瑟，是1989年美国四大电视网报道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力之一。星期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25年前的天安门抗议有三个画面最令他印象深刻。回顾历史，他为美中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认为走回孤立和对抗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他表示，美国应该做中国的朋友兼竞争者；他批评中国政府竭力让人遗忘六四，强调应该记得自己的历史，即便会让这个国家丢脸。
*三个历史性画面*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和总编，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即将到访。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一举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三个画面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面，当坦卡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么从我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最严厉举措以控制它形象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25年后，可以说他们显著地很不幸地成功了。”
*亲历切断天安门直播全过程 *
1989年5月19日，中国政府在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后一个小时内下令切断所有在北京进行直播的外国电视媒体的卫星发射。拉瑟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直播负责人经历了信号被切断的全程。他说，当时他们不仅做电视新闻，还做特别节目，从天安门广场直播。抗议活动很快扩大到天安门广场，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国政府越来越紧张，担心从天安门广场的直播会影响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时他们已经直播了数周。但拉瑟说，中国政府又不敢轻易切断我们，因为强行关闭反而会强化它是个独裁政府。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有一天政府高层说他们必须切断外媒直播。
“然后他们派了广播主管部门的高级代表来到我们酒店，那里是我们送卫星信号的基地。我们的直播信号送到卫星上，卫星再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来酒店切断我们的卫星直播时我在广场，距离酒店有一段路。我的主管酒店事宜的同事在现场，他告诉我这里有麻烦，需要回来。他们对我同事坚持说上面有指示，必须得关掉。我的同事起先没有完全理解，虽然我们有翻译，但是他没完全懂。我必须说，没完全理解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继续直播。
*“拉瑟先生，你必须现在就把它关掉！” *
我回来了，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是主管我们报道的。所以我回来先跟中国政府代表交涉。我先告诉他们关闭卫星对他们并没有好处。但我打交道的对象是拿着上面的命令来的，这并非他的决定。因此，我们尽可能地拖延，他们知道我们在拖，最终他们说，‘拉瑟先生，你必须现在就把它关掉！’但我对他们说，我不会关掉卫星，我不会关掉我自己的报道。他们说那我们下去关。我说，那好吧。下面，酒店的后院我们有自己的卫星发射设备，我们下去了。我们是在向全世界直播，在美国是电视黄金时段，如果关掉全世界各地都会受影响。他们用中文说，走开点，我们要关了。然后他们关掉了我们的直播。我们还是在报道天安门广场，但是从此之后我们的现场直播能力被极大限制，某些时段不能直播了。”
六四镇压发生时拉瑟不在北京。他说，六四发生前，大约5月底或6月初，当时情势急转直下，纽约总部认为他是主播、晚间新闻的总编，要他离开中国。他说，虽然他希望留下，但总部觉得他已经在那里数周，政府已开始关闭机场，不让人进入北京，并有可能不让人离开北京。拉瑟说，他到机场时看到北京机场已经一片混乱了。
*中国崛起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 *
拉瑟说，“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时我去了中国，我当时告诉我自己，作为一个热心报道国际事务的人，我应该至少每年去一次。但1972年以来我并没有每年都去。比方说，在文革期间，无法获准前往。但是1972年后我试着每年去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想，我大约去过20次了吧。”
拉瑟说，“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决心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军事大国。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我尽可能到中国去访问，不过已经有一年半没去了。”
*中国政府一贯控制世界对六四的记忆*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对六四的结论始终未变，并千方百计要将六四从历史上抹去。拉瑟说，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之一。他说，“有的变化是好的，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世界经济都是好的、积极的。政府私下里也解决了一些六四学生的冤情。”但是，“从1989年以来，不是哪一年，不管谁当领导人，政府一贯地控制世界对天安门的记忆，尤其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这一做法非常成功，首先，天安门事件不再被记得很清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其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忘记了天安门事件。现在当2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可以预料，中国政府会加倍努力，加倍警觉，不让任何他们努力让人们遗忘天安门的努力出现任何逆转。”
*以史为鉴 不怕蒙羞*
拉瑟认为这是很不幸的。但是他说：“历史告诉我们，能记得自己的历史、学习自己的历史的社会、政府和人民，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耻辱而丢脸，如果他们能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会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他以美国在自身发展历史中对印第安人有过的不光彩行为为例，说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不舒服，但了解它是很重要的。”他说，“了解今天你是谁，以激励你变得更好。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去了解你所植根于其中的历史的真相。”
*难以想象美国还能有更好的对华政策*
拉瑟1972年跟随尼克斯总统访华，他对六四25周年前夕有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个记者，不是外交官、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多不少，就是个记者。我的看法，总的来说，1972年，美国为打开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所作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天安门事件会使人对以上结论有所保留，但是总的来说，1972年打开中国的大门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但是，如同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们无法知道未走过的路会怎样。不过，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更好。另外，即便我们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性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我们可以继续其它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必须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
他说，“美国有一派人认为，1972年做出改变的政策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2个十年，是时候回过头去执行另一种政策了，一种对中国更对抗的政策。坦率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更好。如果要像我这样从基本点上着眼，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把自己制造成中国的敌人，这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做到。”
他说，“每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些，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强硬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朋友对我说，丹，这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必要的是，我们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灵敏、高质量、诚信的中国报道可以抵消中国对新闻的控制*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它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如何报道中国？他说：“首先是要报道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报道是小规模的、单薄的，那我觉得这对美国、对中国是不健康的，对一个和平与有希望的世界也是不健康的。是的，中国政府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报道中国的控制，对其形象的控制。希特勒曾说过，谁控制着形象谁就控制了竞赛。他的说法就是，如果你宣传足够强大、足够有效，就会增强你的力量。我认为历史证明了这是正确的。”
但是，拉瑟认为对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不是没有办法。“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着的信息革命中，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控制的努力。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道，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天安门广场六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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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历史性画面*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和总编，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即将到访。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一举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三个画面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面，当坦卡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么从我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最严厉举措以控制它形象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25年后，可以说他们显著地很不幸地成功了。”
*亲历切断天安门直播全过程 *
1989年5月19日，中国政府在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后一个小时内下令切断所有在北京进行直播的外国电视媒体的卫星发射。拉瑟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直播负责人经历了信号被切断的全程。他说，当时他们不仅做电视新闻，还做特别节目，从天安门广场直播。抗议活动很快扩大到天安门广场，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国政府越来越紧张，担心从天安门广场的直播会影响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时他们已经直播了数周。但拉瑟说，中国政府又不敢轻易切断我们，因为强行关闭反而会强化它是个独裁政府。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有一天政府高层说他们必须切断外媒直播。
“然后他们派了广播主管部门的高级代表来到我们酒店，那里是我们送卫星信号的基地。我们的直播信号送到卫星上，卫星再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来酒店切断我们的卫星直播时我在广场，距离酒店有一段路。我的主管酒店事宜的同事在现场，他告诉我这里有麻烦，需要回来。他们对我同事坚持说上面有指示，必须得关掉。我的同事起先没有完全理解，虽然我们有翻译，但是他没完全懂。我必须说，没完全理解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继续直播。
*“拉瑟先生，你必须现在就把它关掉！” *
我回来了，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是主管我们报道的。所以我回来先跟中国政府代表交涉。我先告诉他们关闭卫星对他们并没有好处。但我打交道的对象是拿着上面的命令来的，这并非他的决定。因此，我们尽可能地拖延，他们知道我们在拖，最终他们说，‘拉瑟先生，你必须现在就把它关掉！’但我对他们说，我不会关掉卫星，我不会关掉我自己的报道。他们说那我们下去关。我说，那好吧。下面，酒店的后院我们有自己的卫星发射设备，我们下去了。我们是在向全世界直播，在美国是电视黄金时段，如果关掉全世界各地都会受影响。他们用中文说，走开点，我们要关了。然后他们关掉了我们的直播。我们还是在报道天安门广场，但是从此之后我们的现场直播能力被极大限制，某些时段不能直播了。”
六四镇压发生时拉瑟不在北京。他说，六四发生前，大约5月底或6月初，当时情势急转直下，纽约总部认为他是主播、晚间新闻的总编，要他离开中国。他说，虽然他希望留下，但总部觉得他已经在那里数周，政府已开始关闭机场，不让人进入北京，并有可能不让人离开北京。拉瑟说，他到机场时看到北京机场已经一片混乱了。
*中国崛起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 *
拉瑟说，“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时我去了中国，我当时告诉我自己，作为一个热心报道国际事务的人，我应该至少每年去一次。但1972年以来我并没有每年都去。比方说，在文革期间，无法获准前往。但是1972年后我试着每年去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想，我大约去过20次了吧。”
拉瑟说，“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决心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军事大国。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我尽可能到中国去访问，不过已经有一年半没去了。”
*中国政府一贯控制世界对六四的记忆*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对六四的结论始终未变，并千方百计要将六四从历史上抹去。拉瑟说，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之一。他说，“有的变化是好的，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世界经济都是好的、积极的。政府私下里也解决了一些六四学生的冤情。”但是，“从1989年以来，不是哪一年，不管谁当领导人，政府一贯地控制世界对天安门的记忆，尤其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这一做法非常成功，首先，天安门事件不再被记得很清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其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忘记了天安门事件。现在当2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可以预料，中国政府会加倍努力，加倍警觉，不让任何他们努力让人们遗忘天安门的努力出现任何逆转。”
*以史为鉴 不怕蒙羞*
拉瑟认为这是很不幸的。但是他说：“历史告诉我们，能记得自己的历史、学习自己的历史的社会、政府和人民，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耻辱而丢脸，如果他们能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会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他以美国在自身发展历史中对印第安人有过的不光彩行为为例，说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不舒服，但了解它是很重要的。”他说，“了解今天你是谁，以激励你变得更好。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去了解你所植根于其中的历史的真相。”
*难以想象美国还能有更好的对华政策*
拉瑟1972年跟随尼克斯总统访华，他对六四25周年前夕有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个记者，不是外交官、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多不少，就是个记者。我的看法，总的来说，1972年，美国为打开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所作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天安门事件会使人对以上结论有所保留，但是总的来说，1972年打开中国的大门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但是，如同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们无法知道未走过的路会怎样。不过，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更好。另外，即便我们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性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我们可以继续其它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必须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
他说，“美国有一派人认为，1972年做出改变的政策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2个十年，是时候回过头去执行另一种政策了，一种对中国更对抗的政策。坦率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更好。如果要像我这样从基本点上着眼，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把自己制造成中国的敌人，这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做到。”
他说，“每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些，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强硬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朋友对我说，丹，这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必要的是，我们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灵敏、高质量、诚信的中国报道可以抵消中国对新闻的控制*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它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如何报道中国？他说：“首先是要报道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报道是小规模的、单薄的，那我觉得这对美国、对中国是不健康的，对一个和平与有希望的世界也是不健康的。是的，中国政府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报道中国的控制，对其形象的控制。希特勒曾说过，谁控制着形象谁就控制了竞赛。他的说法就是，如果你宣传足够强大、足够有效，就会增强你的力量。我认为历史证明了这是正确的。”
但是，拉瑟认为对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不是没有办法。“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着的信息革命中，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控制的努力。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道，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