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犯罪分子）比较常见的就是问你有没有钱进入你的账户”……，学生说是，我收到了。那么，对方就说是公安局，他就这个话题就给接上了。”在过去三年里帮助了处理了四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遭遇“虚拟绑架”的华人药剂师“寒江独钓僧”（该药剂师的微博名）这样告诉美国之音犯罪分子的“话术”。
“虚拟绑架”与传统形式的绑架的不同之处在于犯罪团伙并不需要亲自出面去接触受害人并实施绑架。他们通常会通过“话术”操控受害人，让受害人听从他们的指令，并配合行动。
12月底，在美国犹他州的17岁中国交换生庄凯遭到“虚拟绑架”一案受到国际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注。庄凯被犯罪分子诱骗到偏僻山区独自露营，与外界隔绝，令家人以为他真的遭到绑架，并被迫支付八万美元赎金。12月31日，庄凯被找到，目前已经安全，但是，庄凯究竟为何沦为犯罪分子的目标，犯罪分子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话术”让庄凯配合他们的行动还是令人疑惑不解。
犯罪分子通常会伪装成中国公安或者国安人员
美国之音没有找到庄凯本人和他的家人，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做科普视频而获得大量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家长关注的美国华人药剂师“寒江独钓僧”却被遭遇过类似“虚拟绑架”案的中国家长求助，其中一名留学生的家长甚至被索要15万美金赎金。在庄凯的案子发生后，“寒江独钓僧”在网上披露了他接到中国父母求助的信息。
“寒江独钓僧”告诉记者，他发现在他帮助处理的四起案子中，犯罪集团的“话术”都非常相似。他说，犯罪分子在确认留学生获得过一笔汇款后，立即伪装成公安人员，并让学生相信他们的钱有洗黑钱的嫌疑。然后，告诉学生这笔钱需要要进行调查，以帮助证明他们的家人的清白。为了防止留学生和家人联系令他们的骗局曝光，犯罪分子会要求留学生不要与家人联系，以防“串供”，留学生也因此不敢与家人联系。因为这些留学生通常都有室友同住，犯罪分子还会以不确定留学生是否会通过室友和家人“串供”为由，要求他们离开原本的住处，以证明清白。
“寒江独钓僧”说，在另一种“话术”里，犯罪分子会告诉该留学生这笔钱已经被犯罪集团盯上，留学生在国内的家人也已经被盯上，并且被公安部门转移走了进行保护。他们建议留学生不要和国内的家人联系，防止盯着的犯罪集团知道家人的位置，对家人不利。同时，也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为理由让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
“这两套话术殊途同归，最后都让留学生出于对于在国内家人的保护，主动切断与家人的联系，也让家人因为联系不到孩子，而相信自己孩子可能被绑架。”“寒江独钓僧”说。
在“寒江独钓僧”接触的四起案例中，留学生都去了酒店或者汽车旅馆居住，并且在与家人断联的同时和犯罪分子保持联系，被犯罪分子的“话术”操控。他说，他不清楚为什么庄凯会一个人在外露营，也许这是另外一种新的“话术”。
“寒江独钓僧”的说法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证实。联邦调查局给美国之音发来的邮件中包含了他们于1月3日发出的警告，该警告表示“犯罪分子冒充中国警察诈骗美国华人社区，特别是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
联邦调查局总结出该类骗局的四个阶段：冒充为美国企业或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进行初步接触；冒充为中国警察（通常为省级警察局）实行恐吓，甚至会威胁逮捕受害者；犯罪分子借由调查的敏感性或者为了证明受害者清白等理由，让受害者同意接受视频和音频监控；进行勒索，将大笔资金汇入犯罪分子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中。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邮件内容，这类案件的核心做法是操纵受害者，让他们相信自己或他们的亲人已经被绑架或者有被绑架的风险，旨在向受害者快速勒索赎金。被绑架的受害者被操纵，他们“不离开自己的位置、关闭手机、拒绝联系家人或执法部门、并同意为自己或其他受害者拍照”的行为无意中为犯罪集团提供了便利。
犯罪分子利用了中国民众对警察的恐惧？
“寒江独钓僧”认为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虚拟绑架”也利用了华人对美国警察的天生害怕，和在中国的父母因为对美国警方不信任，从而不太愿意报案的心理。
他说，中国的媒体和自媒体中有许多关于美国警察的负面报道，诸如美国警察不像中国公安那么尽责，不会受理这类案件，或者表示美国警察在执法时比较暴力。因此，这些家长不太信任美国警察，反而找到他本人寻求帮助。他说：“他们想不通过警察自己把这个孩子找回来，所以才找到我们这些他们认为可以帮他们的人。”
他还指出，语言障碍也是这些家长的一个难关，“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去报案，怎么样地处理这方面的案件，而且，他们报了案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和警察保持联系。”
他后来建议这些家长委托在美国的律师，由律师负责跟进。在他的建议下，这几位家长也和中国在美国的领事馆取得了联系。虽然领事馆并未派人直接帮助家长跟进并解决问题，但也对这些案件表示了关注。
特里萨·佩顿 (Theresa Payton) 2006 年至 2008 年担任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 (EOP) 的白宫首席信息官 (CIO)，目前为私人和公共组织提供安全、风险和欺诈咨询服务。她认为，中国政府与中国公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让从事“虚拟绑架”的全球性犯罪团伙看到了机会，认为在海外留学中国年轻人更容易受骗，沦为这种犯罪行为的牺牲品。
她说：“中国政府引入了社会信用体系，希望以此促进积极行为并阻止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存在的潜在风险的是，犯罪集团可能会冒充中国政府当局，利用这一系统，谎称年轻人面临与政府相关的问题，并以给其家人带来后果的威胁来强迫他们遵守。”
她还补充道：“这些犯罪集团表现出对人类行为的深刻理解，可能利用恐惧策略来操纵个人遵守规定并操纵其家人进行付款。他们的目标人群是所有人群，但趋势似乎表明他们更青睐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交换生。”
“理想受害人”--不愿意报警，还有点“宅”？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网络安全技术供应商SecureMySoci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斯坦伯格（Joseph Steinber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犯罪集团）通常会寻找理想的受害者。因此，当这些事情开始时，他们通常会针对那些不太可能报警的人。”
他还表示,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如果有人发帖说要去旅行、去露营或者要坐飞机，他们就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和外界联系，犯罪集团也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也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在语言，沟通方式，获取新闻的渠道等方面的差异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他说，类似的虚拟诈骗曾经发生在美国说西班牙语的社群中，联邦调查局也发布过公告，但是在中国的留学生家长很可能不知道这些类型的骗局，也没有阅读过相关资料。
斯坦伯格同时认为，在专制国家生活的人们可能会对在小事情上找执法人员介入有所抵触，因为他们不想和执法人员有任何交集。他在采访中说，在这类国家，“执法人员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保护政府和当权者”，“这可能会导致人们不太愿意在早期让执法人员介入，即使人们有担心的事情”。
他表示，如果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大学生被类似的话术威胁，他们不太可能相信打电话的一方有那么大的权力实施这样的威胁。
“寒江独钓僧”告诉记者，自己所帮助的四个案子中的留学生，有些在美国东岸，有些在加州，并没有特别多的相似之处。但其中三位都比较“宅”。“社交不广，因此，他们失踪几天也没有人知道。”他说。
此类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绑架事件在全球发生
美国之音询问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是否注意到了针对中国在美国留学生的虚拟诈骗案例的增加，以及这类案件在挑选受害者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就在庄凯被“虚拟绑架”后不久，1月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总领事馆发表公告，表示领区内一名中国留学生卷入了一起典型的“虚拟绑架”诈骗案。去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的教育部们亦发出警告，表示“最近，诈骗者使用威胁、恐吓和盗窃中国学生的手段有所增加。”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虚拟绑架”也在日本发生过。根据日本警视厅的数据，截至去年8月的两个月内，东京都内已有6名中国留日女学生成为了虚拟绑架诈骗案的受害者，诈骗分子均冒充为中国公安局或上海警察等，又要求受害者在自导自演在日本被绑架。警视厅因此发布了“请警惕冒充中国公安局、中国大使馆的诈骗电话”的中文海报。驻日本使馆于去年8月4日发出通告提醒中国公民谨防此类诈骗。
去年9月，英国南约克郡警方的欺诈协调小组发出警告，敦促前往谢菲尔德开始或返回完成学业的国际学生对欺诈者保持警惕。警告表示，已知的诈骗主要针对在英国各地大学和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诈骗者声称来自中国大使馆、移民局或海关总署等众多官方组织之一、中国警察或皇家邮政。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斯坦伯格认为很难就究竟有多少这类案件发生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不会报案，特别是那些金钱损失比较少的。
不过，根据“寒江独钓僧”个人的经验，“虚拟”诈骗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他推测“可能和两国疫情时间交流减少有关”，而他个人接触到的案例，最近反而有所减少。
斯坦伯格还提到，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这样的骗术可能会不断升级。他说，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模仿声音了，最终，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和他所说的语言以及说话的方式。网上有许多的视频可以帮助人工智能来模仿一个人的声音。
“你知道，到TikTok上面，观看并下载某人的视频，获取他的声音，提供给人工智能并进行训练”，他说。他担心家长无法分辨自己孩子和人工智能冒充的自己的孩子的声音之间的差别。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