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3月31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习近平上任后，重组了中国经济决策机制，将经济大权从政府收归执政党，并将其个人置于这种机制的顶端与核心。权力的集中赋予了习近平推动经济改革所需政治、经济资源，但也成为了笼罩在改革前景之上的“阴云”。
在对中国的经济决策状况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研之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在波涛中航行：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决策》（Navigating Choppy Water：China’s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t a Time of Transition）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胡温时代，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习近平上任党的总书记后，通过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将经济大权收归执政党及其个人。
报告认为，大权独揽之下的习近平在经济决策中展现出“快速、个人化、顶层决策、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全面改革、为改革目标量身打造决策机制、利用外部压力”等特点。研究人员指出，习近平在经济决策中展现的这些特点与朱镕基在1990年代经济改革中展现的特点颇为相似，“这些迹象预示着中国改革的前景，但是无法确保改革的成功”。
报告强调，如今中国存在着更为多元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习近平的这种集权与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fundamental tension)。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核心，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CSIS研究报告认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本身需要“民主化的经济决策”，而习近平的改革策略强调的却是“顶层设计”以及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这与市场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报告还指出，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列宁主义政治体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兼容。这套政治体系的设计初衷在于抑制横向、跨地域合作，而这种合作在经济改革中却是很必要的。此外，中央集权再加上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业已造成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中合作不畅。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G. Liberthal）在CSIS举办的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中央制定目标，由地方来落实。然而中央所制定的各项改革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却又没有为地方提供落实这些目标的优先顺序；而对于各地在改革中的表现，中央也没有明确的衡量和评估指标。这些都让地方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他还说，高压反腐也严重打击了地方官员配合改革的积极性。
CSIS研究报告还指出，习近平成立由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用意之一在于绕过“已经陷入僵局”的行政官僚机构，然而改革的具体措施还是需要依靠这些官僚机构来制定和落实。三中全会草案的编写方式以及“领导小组”的成立已经惹恼了官僚机构中的某些人，他们的惰政会造成改革的拖延，而这种拖延有时候是很致命的。
在报告发布会上，中国银行问题专家朱夏莲（Charlene Chu）指出，中国的信贷规模正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如果改革不加快，中国金融系统所累积的风险恐将失控。另外，CSIS在研究报告中说，尽管中国各界对于改革的必要性有一定共识，但是在改革的细节上存在分歧。因此，如果习近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未能产生预期效果，比如上海自贸区等实验性项目出现失败，那么习近平和他的改革团队将面临巨大的“反攻”。所以，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改革被拖延，或进展过缓，都是习近平集权之下不能承受之重。
报告还指出，习近平将权力集中起来的目的并非只有推动经济改革而已。具体来说，中共当局目前出于“全面安全”的考虑加强了对信息、思想的控制，收紧了意识形态，这些都会造成中国成为一个更封闭的社会，也会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不仅不利于经济上的改革和开放，从长远来看，还会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商业环境、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习近平紧抓更大的政治控制力的同时，他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意图恰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