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7'5事件的直接诱引是广东韶关一家工厂发生的汉族与维族工人之间的斗殴事件。该厂维族民工来自喀什地区疏附县。事情发生后，有人对大规模组织维族农民去内地打工的做法提出置疑。
*劳务输出造成生活不便*
在疏附县农村，一位老人透过昏暗的光线从信封里掏出写有他女儿电话号码的小纸条。老人不知道女儿在内地什么地方打工，这个号码是他跟女儿唯一的联系方式。
他通过翻译告诉记者，“哪个地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知道打电话。手机也没有， 他们穷得很，电话也没有。(给)丫头打电话，他们就是跑到那个巴扎(“市场”之意)， 花钱(去打)。”
女儿今年21岁，已经离婚。自从四个月前她在当地政府组织下离家去内地打工以来，老两口既要照顾农田，又要照顾孙女，生活十分艰难。
他家有几亩地，原来种麦子，队里让改种西红柿，可是他不会种，也买不起西红柿苗，最后他那一亩半地就让队里收回去了。
他女儿去内地一家鞋厂上班，月薪750元，不过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生活很不习惯。
这位老人通过翻译告诉记者，“她刚开始嘛，就是胃疼，两个耳朵也疼，最后她治好了。（记者：因为什么会胃疼？）吃得不习惯。她们刚吃那个厂子里面饭，不习惯。他们以后打几个油(食字边+囊)， 里面放一点油，寄给她。”
*劳务输出是为增加农民收入*
新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组织维族农民去内地发达地区打工的。谈到此举的目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说：“南疆多数的地方人口密度很大，他们土地也比较少，因为新疆维吾尔族主要是个农业民族嘛，大沙漠小绿洲上没有水，所以他们有很多富裕的劳动力，组织他们到内地工厂里面来做工，就是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据统计，2007年，新疆劳务输出的人数超过120万人次。在疏附县，2007年上半年，疆内劳务转移4.3万人次，疆外输出4000多人，工资最低700多元，最高的达1700多元。
但是，维族农民去内地打工面临许多困难和文化差异。这种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从农村到城市，而且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到不信教或者信仰不同的地区。
*劳务输出存在强迫现象*
许多人是在当地官员的动员说服下同意子女外出打工的。疏附县一位老年妇女对美国之音说，她并不情愿。
她通过翻译说：“她们村里告她们，‘去的话，每个月给你五十块钱低保钱’。还有，村里有干活的，挖地的、种地的，不叫你们去，不干活。”
她女儿现在一个月挣1000元，按照疏附县的水平不算低了。可是，为了给女儿凑盘缠，她卖掉不少东西。
她通过翻译说：“她丫头走的时候，房子里面有五只羊。五只羊卖掉了，还有小米、面也卖掉了，还有个冰箱卖掉。她装那点钱走了。”
据村民讲，尽管发生了7'5事件，地方政府还在动员维族人去疆外打工，不过现在不要男工。上面还给村干部和村里学校的老师下达了指标。
一位老年妇女通过翻译说：“每个老师找一到三个丫头。找不上丫头的话，你的工资扣了。村里安排他们，没办法。去年他们就是‘我的丫头不去。我有病，我要老了’。不去的话，那个地交给村里，不让种了。最后没有办法，她们丫头去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在疏附县调查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乡镇干部坦承存在“强迫命令”的现象，但他们认为本地农民思想比较封闭，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在一开始时需要一点政府的行政推动。马戎认为，应该坚持自愿原则。
*劳务输出模式引发争议*
不过，马戎在总体上肯定了跨省劳务输出的做法。他说，此举可以给维族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推动南疆社会逐步接受现代化，也有利于双语教育，并能打破传统的民族聚居模式，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一些维族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看法。他们反问到，难道维族脱贫致富只能离开自己的家乡吗？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说：“在新疆，维吾尔人不能就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懂汉语。可笑！在自己的家园不懂别人的语言反而成为劣势。难道接受那么多(汉族)移民错了吗？你当时几万汉人去新疆为什么不融入(新疆社会)？你反而现在要求融入呀？融入是双向的。‘融入’不是意思是说‘我同化你’。”
还有人用“剥削维吾尔廉价劳动力”来形容这种劳务输出。他们说，新疆有很多大型企业和国家项目，完全可以雇用更多当地维族工人。
一些不适应内地生活的维族农民工，合同期未满就跑回来了。马戎教授说，在疏附县110个返乡人员中，“擅自返回”和“无故返回”的有32人，占返乡总数的29.1%。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他们村有人去了两、三个月就跑回来了。
她通过翻译说：“他们的身体不行了。那边的空气不好。有的胃出毛病了，有的嘛，有腿疼的、骨头疼的、腰疼的，站不住了，自己跑回来了。”
一位73岁老人说，他十分想念在内地务工的女儿，而且他岁数大了，干不动农活了。所以，一年以后合同一到期，他就把女儿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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