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福德•毕晓普（Sanford Bishop）是乔治亚州第二选区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他在1992年当选，已经连任了十届。今年的选举中也没有出现有力的对手。毕晓普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黑人政治家之一，也是当今黑人民权运动的努力倡导者。
毕晓普的选区是乔治亚西南部的农业区，选区中超过一半的居民是黑人。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家和花生农场也在这个选区里面。传统上，这里生产花生、核桃，猪、鸡、牛肉也是大宗产品。毕晓普本人是律师出身，在从政之前经常代理黑人社区中的刑事案件。他在选区的办公室里就弗格森事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龚小夏问：我在南方转这一圈，甚至还到了黑人贫民窟里。我看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贫穷。我想问，弗格森事件是贫穷引起的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毕晓普答：有好几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弗格森事件就是好多问题的集结。一是高失业率和高度贫穷造成的深度失望。当来自上面的权力——也就是警察——来到这些存在着深度失望的社区时，不管是拉美裔还是非洲裔社区，乱子很容易一触即发，导致大量的人群集结。在弗格森和南部类似的一些事件中，出现了警察和当地社区人民之间的冲突。通常那都是一些低收入的社区。在造成死亡或者重伤的事件中，人们对警察是否过分反应心存疑虑，因为会出现没有武装或者并无威胁性的人被打死。那些受害者多数情况下都是少数族裔。这就导致了失望与愤怒。这让人看起来像是警察在非洲裔或拉美裔社区中对使用致命的武器不那么小心。这就是你在弗格森、佛罗里达（——指该州不久前出现的齐默曼枪杀黑人少年马丁的事件）、乔治亚，还有纽约等地看到的情况。在警察与人民之间缺乏交流与信任成为大问题。
问：作为非洲裔美国人，你是否亲身经历过那类的冲突或者歧视？
答：我有过被歧视的经历，但是没有被警察打过。不过我当律师的时候，代理过不少非洲裔美国人以及贫穷的白人，他们遭遇过警察的过分反应与肢体暴力。这种情况太过普遍。在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社区执法计划，在改善警察与社区关系上有投入。在那期间，犯罪率降低了，警察与社区之间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对于解决与防止犯罪有很大帮助。在克林顿政府之后，社区执法计划的资源大大减少，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合作也大大减少了。结果是，犯罪率上升，警民之间关系再次紧张。而经济下滑又加剧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弗格森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问：自从1965年民权法案通过以来，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贫困状况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答：不一定是这样。这不对。在总数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不过在比例上不是这样。自从1965年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下的黑人家庭减少了。许多黑人家庭进入中产阶级，教育程度提高。黑人被选入政府，进入高层管理的数目大大增加。因此民权法案是有利的。
问：为什么在黑人社区中犯罪率并没有下降？
答：有上升，也有下降的时候。经济情况不好，犯罪率就上升。当政府重视投入改善警察与社区关系时，犯罪率就下降；当政府不再重视时，犯罪率就上升。当经济不好、失业率高、警察与社区关系被忽视时，犯罪率就上升。
问：我的读者希望了解，为什么警察使用暴力，就会出现抢劫？两者有什么关系？
答：我觉得，那大概与天安门广场（指六四事件）中的警察暴力一样。
问：但天安门中并没有出现抢劫，甚至小偷也罢偷了。
答：那就更糟糕了。因为天安门的示威者只是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抗议。他们被武力镇压。在这里，抢劫是犯法的。没人支持。但问题是，弗格森的警察对迈克尔•布朗采用了过分暴力。他手无寸铁，不应该对他打六、 七枪。事件正在调查中。看上去警察反应过分，不见得需要使用致命暴力。但抢劫和暴乱是不可接受的，是犯法的，是与民主价值观和法制不符合的，要采取适当手段来对付。宪法规定人民有权利，抗议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表达对政府政策与行动的不同意见。弗格森的人显然觉得在打死布朗的事件中警察使用了过分暴力。他们要抗议，要示威。警察对于非法抢劫商店的事件反应是适当的，这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示威者有权利去抗议，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
问：是否非洲裔美国人对于我们的法制已经失去信心？否则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待法律程序，让律师、检察官来处理？
答：你必须了解，非洲裔美国人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他们中有很有想法、尊重法律的人。他们的失望程度并没有导致他们去违法。一些人不同意使用过分暴力的做法，希望合法地表达意见，和平地示威。也有一些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扔砖头、抢商店、偷东西，违抗任何文明社会正当的权威。那是错误的、非法的，必须依法处理。但不是所有非洲裔美国人都会那样想。
问：在那种情况下，你希望看到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才能改善这里的种族关系？
答：首先，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问题。在种族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有坦诚的对话。我们必须将问题摆上桌面，看到各个族裔之间有各种误解和不信任。有人仇恨移民，有人不能容忍非洲裔美国人或拉美裔人或不说英语的人。我们必须推动宽容。我们也必须消除造成不信任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沟通、种族与群体之间更好的理解、警察与社区之间更多的理解并更具有合作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当然，当人们没有工作、没法养家糊口的时候，紧张关系就会加剧。失望会导致人们犯法。这并不是替犯法辩护。但是，政府必须采取政策，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工作机会、经济发展、提升教育、社区的安全、消除犯罪与毒品、人们有机会改善生活、有能够承担的医疗保险。人们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当这些条件在社区中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会快乐得多，不会相互斗争，也不会与政府对抗。
问：我是亚洲来的移民。我的族裔可以说是过分受教育。你打算如何重视教育呢？我的理解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高中毕业率仅仅比拉美裔高一点点。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也较低。你觉得该如何改进呢？
答：与1965年比较，非洲裔受大学教育的情况改善了，这是平权法案的结果。包括教育与就业平权，使得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更容易将孩子送进大学。如今我们已经有两、三代的大学毕业生了。之前这些家庭根本没有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但是，如今的数目远远不理想。我们政府的政策要为任何孩子创造机会——不是保证，仅仅是机会——，不管他是否出生在这个国家，不管他出身于什么家庭与社区，不管他的邮政编码是什么，要创造机会让他通过教育完全发挥人生的潜力。这就会让我们走上应该走的道路。
问：你支持学费券制度吗？（学费券是允许公立学校的学生跨地区择校，并带走部分学费的计划，在美国有很大争议。）
答：我不支持。
问：但是学费券制度能够使得那个孩子脱离邮政编码的限制。
答：这让一、两个学生脱离限制，但忽略了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那会造成不平等。我们应该建立的公立学校制度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潜力，而不仅仅是那几个好运气能进专门学校的人。
问：我过去是教师，所以我对此很感兴趣。你怎么看终身教职制度？（美国许多公立中小学中有教师聘用终身制，是另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
答：我相信，对教师的工作能力应该有非常认真仔细的检查。我相信有经验的教师应该是好教师。他们需要对学生负责。他们不应该对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负责。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了一定时间后就不能解雇，对他们应该有问责。但我相信经验很重要。在奖励经验和奖励表现之间应该有个平衡。
问：你谈到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我觉得今天在美国就种族问题进行坦诚对话很困难。比如我会害怕，提到种族问题，有人就会敲我的脑袋，说你有偏见。种族主义是个非常令人害怕的指责。
答：是的。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坦诚地讨论。你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大家可以真诚地说话。当然，在六十年代，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也迈出了步子。林登•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的计划开始后，有二十年间我们都在设法解决。我们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不过，钟摆又晃到了另一边，人们觉得进展太快了。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前看，尽量努力，而且对取得的进步表示感激，明白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也明确目的在哪里。
问：这次我在南方旅行。我对于仍在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很感惊讶。虽然不是法律上的隔离，但是你多数看不到白人与黑人的社区混在一起。只有一点。
答：你在波士顿、纽约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你会发现亚洲人更愿意住在一起，拉美裔、非洲裔都会愿意住在一起，去同样的教堂。这是人类中的自然现象，有同样背景与特性的人愿意扎堆。但是今天的南方，种族混杂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你能看到种族通婚、种族交往，人们在一起工作。也许还不能达到理想的程度，也许种族之间机会仍然不够平等，但是种族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交往都要更多。
问：昨天我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出生地得到了一点信息。在他的时代，非洲裔美国人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转了八圈才出去。今天犹太人赚的钱在本社区里要转十二圈。但今天在非洲裔社区里，转的钱连一圈都没有就到外面去了。对比金博士当初的做法，是否今天的关键是要增加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产阶级的比例以及发展社区的小企业？
答：对的。这是我们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和商务中看到的一大缺陷。在种族隔离时期，我们都光顾自己社区内的生意，因为法律强迫我们那样做。自从取消种族隔离以来，那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如果你看看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韩国人，他们支持自己社区内的生意。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转几圈才出去。那是很好的，导致了移民社区中许多生意的兴隆。那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未来应该学习与实践的经验之一。我们必须增进本社区内的经济，照顾我们自己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