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胡文博目前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博士后。他自大学起就在美国求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本科和博士课程的学习，研究领域是生物信息学。这是一门涵盖统计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他谈起了一次入境时不寻常的经历。
“一次从中国飞回洛杉矶的时候，一名海关官员用充满怀疑的语调问及我的研究领域和所在的学校，并花了一两分钟仔细阅读我的文件”，时胡文博对美国之音说，“最后我们没有被带到小黑屋问话，但是这跟平常盖章走人的经历完全不同”。
“我觉得受到了特别审查，而原因是我的背景和国籍”。
学术自由=间谍天堂？
时胡文博受到的待遇并不是特例。特朗普政府从去年开始对美国大学里可能出现的敏感信息和技术外泄开始严格调查。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2014年，美国有1/4的敏感和机密信息被外国通过学术机构获取。2018年4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国家反间谍官员米歇尔·范·克里夫（Michelle Van Cleave)说，自由和开放导致美国成为“间谍的天堂”。
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E.W. Priestap）在2018年6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大多数美国教授专注传道授业，分享人类知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多地为一些个人和国家所利用。他们的手段日渐精巧，富有创意，对美国的学术、经济、军事构成威胁，侵蚀国家安全。
普里斯塔普强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种族和原籍背景，他们关注的是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学术间谍犯罪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地高于其他国家公民。
中国的千人计划更是受到了美国国防部门的特别关注。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认为，中国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吸引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中国转移、复制并最终赶上美国军事和商业技术多种努力的主要部分，其目标是促进合法及非法将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至中国。
著有《间谍学院》(Spy Schools)一书的调查记者丹·戈尔登(Dan Golden)表示：“美国大学里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一些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搜集信息，窃取科学机密或发展人脉”。
戈尔登在他的书中谈到了一个例子。中国公民刘若鹏曾是杜克大学学生，他参与开发一种让物体无法被某频段内的电磁波探测到的遮盖物。五角大楼资助了这个项目，然而他的导师发现，刘曾经邀请中国的老同事来参观并拍摄杜克大学的设备。
他的导师意识到，刘想要与中国同事分享在美国学习的先进技术。刘在回国后建立的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注册数千项专利。他坚称，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得益于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
戈尔登在他的书中写到，刘若鹏利用美国大学的开放性让大量纳税人出资研发的敏感信息流入外国政府手中。“全球化使得美国大学站在了间谍战的前沿”，他说。
华人科学家受到更多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从2018年开始，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不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变成了政府特别审查的对象。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施压，要求排查可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提供给外国政府的个人。
与此同时，美国将更多的中国大学列入黑名单。今年四月，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企业和学校列入美国企业应谨慎对待的“未经核实”实体危险名单，其中包括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如果美国大学想要从这些大学雇佣教授或研究人员，必须提供额外证明来保证雇佣的合理性。
这些做法虽然能够防范窃取学术成果和敏感信息的风险，却也招致外界的批评。有些人批评这会阻碍学术交流，也有些人认为这是散布冷战思维，针对种族进行不合理审查。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华人学者7月发表联名公开信，批评目前美国对于华人学者的负面环境给他们带来了心理恐惧。
一些对此关切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在今年6月致信特朗普总统，其中提到了水文学家陈霞芬(Sherry Chen)， 天普大学物理系教授郗小星等案件，并批评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美国医疗中心对全美华人学者的大规模调查。信中说：“这种调查损害了美国的形象，还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且对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对于在2013年开始读博士学位，并在2018年毕业的时胡文博来说，5年前和5年后，美国的科研环境变化显著。
“那时候，针对中国科学家的负面新闻少得多。总的来说，社会和学术届的气氛是友好、开放和公平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近几年来，我能感觉到针对中国科学家一些微妙和间接的歧视”，时胡文博说,“比如，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招聘中，其中一个部分是应聘者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所有有中国背景的应聘者都被安排在下午，而非中国背景的人则是在上午。我不知道这所大学这样做是不是在刻意分组。如果是的话，那真令人心寒。”
他还说，很多人对于第一作者是中国人的科研文章变得越来越充满怀疑。
他也担心目前的大环境对他未来的学术生涯会有切实影响。“我担心目前的负面环境会让其他人不愿与中国科学家合作。我也很担心这种大环境会增加我寻找大学教职的难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