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新修订的举报工作规定，首次明确了举报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其中包括保护举报人和奖励举报有功者等。不过，最高检的规定无法取代法律，举报人权利仍难有根本保障。
最高检星期一（10月27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这份近期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首次明确举报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包括申请回避、查询结果、申诉复议、请求保护、获得奖励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最高检还承诺对举报作出迅速回应，同时普遍上调对举报有功者的奖励金额。
最高检原举报工作规定自1996年通过，已经实施了18年。2009年，该规定曾有过一次修订。据中国媒体报道，有关官员表示，此次对该规定再度修订，是为了配合习近平政府反腐倡廉的施政主题。法制网10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最高检举报中心的负责人说，中共“党中央鲜明地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人民群众举报职务犯罪的热情日益高涨，对检查机关举报工作以及反腐败工作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和新期待。”
此外，该官员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举报工作作出了很多新规定，原举报工作规定也需要相应作出修改。
习近平将反腐倡廉作为施政主题，是因为贪腐引发的矛盾已经开始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他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时就警告官员应警惕腐败蔓延，否则会亡党亡国。
公众其实早在中共提出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前，就一直在循各种渠道反应举报官员腐败行为。但因举报人权利长期未能受到保护，被举报人对其肆意报复的行为屡见不鲜。
华盛顿民主基金会研究员，曾在北京从事维权法律工作的肖国珍律师说，中国对证人、举报人保护的力度是很弱的，因而对举报人进行保护非常重要。她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有这个规定比没有要好。但是，肖国珍指出，保护举报人权利从根本上需要立法。
她说：“最好是国家能够统一制订立法，就举报工作作出一个相应的立法的工作，而不是检察院做一个规定，公安局做一个规定，然后政府部门又做一个规定。这还是不存在严肃性和法律的普遍适用性。”
由于最高检的举报针对的是涉嫌贪污贿赂、渎职滥权，以及侵犯公民权利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举报工作规定也只是内部规定，不是法律。这意味着该规定要保护的是在检察院系统举报国家工作人员的人，而不适用于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举报，或者对官员之外犯罪行为进行举报的人。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机构应当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的条款，但没有就如何保障进行解释。
中国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大，但因为人大不是通过选举产生，在立法方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权力，因而长期以来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
肖国珍说，最高检作为司法系统的一部分，没有立法权；而它在修订工作规定时也没有提到有立法机构的授权，所以也不能视作是对法律的解释，因而不具合法性。
尽管习近平政府高举反腐大旗，声势浩大，监督打击腐败，但对指定举报渠道之外的举报行为，例如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甚至是官办媒体揭露腐败的行为都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撰写国企中联重科建筑设备公司财务问题系列报道，被该公司所在的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在广州以“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刑拘，引发广泛关注。尽管他得到记者团体甚至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支持，最终却被推上“央视”游街认罪。陈永洲的权利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却被以文革式目无法纪的方式逼迫他当众认罪。
这样的事例将会影响外界对习近平政府矢言推动依法治国的信心。中共在四中全会上公布了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但首先遇到的问题却是“党大还是法大？”
维权律师肖国珍说，从前的提法是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现在还要强调党领导一切的话，那么依法治国是无从谈起的。
她说：“法治的话，就是法律之治，法律是国王。那么人治的话，就是国王是法律。现在在中国，中共就是法律，中共就是国王。”
中共坚持领导一切与推进法治建设之间看起来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它执意将所有的改革控制在自己的操控之下，不论是举报贪官，还是推进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