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一位媒体研究者说，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中国媒体不仅改变了他们的传递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他们的报道内容，比如说，他们会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更“接地气” ，他们也会对社会敏感问题展开调查报道，但是，不变的是中国媒体始终服务党的利益的使命。
“人性化”报道习近平
玛利亚·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她专门研究非民主国家的传媒和政治。她最近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媒体和意识形态”发表演讲。
她说，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都支持传统媒体的电子化， 并广泛利用微信 等社交媒体。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让中国年轻一代接受中共意识形态，中国媒体对报道内容也做出了改变，比如，他们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密集型的人性化报道。
她说：“他们的第二改变是将意识形态的人性化。我们前面听到了无趣的宣传、口号、习近平思想等，怎么让年轻人接受，让社交媒体的用户接受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他们开创了对领导人的温暖人性化的报道。这在以前的年代几乎是见不到的。”
列普尼科娃在她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幅幅“接地气”的习近平的照片。习近平与工人一起吃饭聊天；习近平到一个小学担任班长；习近平的书单，习近平与世界领导人会晤的花絮等等。
在中国媒体的刻画下，习近平中国网民们亲切地称为“习大大”。他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还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全球眼光的领导人。
“建设性”报道负面新闻
列普尼科娃说，虽然中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批评性的调查报道仍然有存在的市场，而中国媒体也在小心翼翼地实践着。
她以上海的《澎湃新闻》为例解释，这是上海市政府办的一份媒体，但是因为高质量的专业性的调查报道而深受读者的喜欢。澎湃新闻对天津大爆炸、红黄蓝幼儿园虐待儿童等敏感社会问题都做过深入报道。 因为《澎湃新闻》的成功，中国出现了大量模仿澎湃的媒体机构。
但是列普尼科娃说，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是，中国的调查报道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总是会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这是他们提供微妙批评的方式。
她说：“在他们的报道中，一方面他们会提供专家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会展示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多调查报道通常以政府已经着手解决某个问题开始。”
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媒体与政府是合作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媒体与政府是非合作的关系，更倾向对立。
以自家人身份为政府建言
曾担任百度（Baidu）投资者关系部门国际媒体公关总监的郭怡广（Kaiser Kuo）说，中国调查记者把自己当成“体制内”角色。
“这些调查报道的记者仍然把自己看作‘体制内’，认为自己为改善政府治理做出了贡献， 他们希望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改善治理”。
不过，即便是这样体现合作诚意的调查报道，有时候也免不了遭遇被封杀的命运。
2015年，中共一年一度两会召开前夕，前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发布了她耗时一年的调查记录片《穹顶之下》，深度解析了阴霾的生成原因和解决之道。
据不完全统计，2月28日视频推出当天就获得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48小时已突破2亿次。但是，随着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舆论开始转向当局治疗污染不力的问责，甚至公开讨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后，官方对此紧急降温，纪录片迅速被封杀。
出口转内销式的宣传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的要求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全球影响力；要求他们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他所说的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作斗争”。与西方正在锐减的驻外记者队伍相比，中国驻外记者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
但是，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报道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向中国国内观众或是读者展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她说：“现在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在外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如何通过‘软实力’或是‘锐实力’在海外运作等。但是，他们的努力以及资源实际上也是同时针对中国国内观众的，他们实际上是卖给中国观众的。”
她说，中国媒体用很技巧的手段为中国国内观众和消费者展示中国是全球领导的新形象，中国媒体对中国国内观众报道外国事件时通常都会有中国“标签”，以特殊的角度凸显中国的成功。
她说：“很多敏感问题不会被报道。比如，他们不会突出报道中国公司因劳工标准、环境问题与非洲当地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会看到中国在当地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美好的事情。然后再卖给中国观众。”
列普尼科娃说，中国媒体在报道国际议题和西方民主的时候通常会与中国作对比，比方他们会说，西方的民主进程、弱化的机制无法应对危机，而中国的体系更稳定、更有效。
列普尼科娃说，中国还会制作《战狼2》等一些民族主义电影之类的文化产品来展示中国在世界发挥的角色；甚至直接到西方国家作广告。她说，纽约时报广场的中国名片宣传在很多西方人眼里是个失败，但是对中国观众来说，却是展示了中国强大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