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现身纽约一项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时紧时松，但总体限制越来越严；六个月内，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届时将切断中国公益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但她表示，作为女权活动家她将继续寻找空间让自己“活着”。
李婷婷星期四晚上参加了纽约亚洲协会中参馆举办的“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讨论会。
一年前国际社会对她和其他四位并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女权活动家因组织公益活动被当局刑拘作出了强烈反应。一年后李婷婷现身纽约亚洲协会，畅谈作为女权活动家的亲身经历与体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维权人士，特别是女权人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呢？李婷婷告诉美国之音，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维权人士处境时松时紧
她说，中国虽然通过了由女权人士倡导的《反家暴法》，但又把一大批律师关起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有松有紧，然后让你时而觉得有希望，时而又让你觉得没希望。”
但是她表示，作为女权活动家，最重要的是要做“活着的”活动家，“这个‘活着’不是说你苟活，你要能活动，才是活动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奋斗在某些领域还有一些空间，在这个非常受限制的条件下，去做你能做的。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整体上的情况是比较紧张的。”
两部中国法律将切断国内外资助
未来六个月，中国有两部法律生效，一部是《慈善法》，9月1日生效；另一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李婷婷说，它们将对中国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产生很大影响，“将切断国内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
尽管环境日益恶劣，李婷婷说，女权人士仍寻找空间开展活动。她说，出狱后她采取了减少风险做法， 做一些称之为“快闪”的活动：到一个公共场合，摆出标语，让媒体照相，拍完后立即离去。李婷婷说：“即使在非常限制的环境里还是能找到一些事情去做。”
李婷婷争取女权的活动以其富创意闻名，类似于行为艺术，如为争取更多女厕所而举行的“占领男厕所”活动，抗议家庭暴力的“血染的婚礼”。她也因为组织这样的活动而遭牢狱之灾。去年3月6日，“女权五姐妹”因在中国三个城市同时呼吁展开反公车性骚扰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
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人权组织和一些政要，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等，发出谴责和呼吁，并直接影响了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纽约联合国主持妇女峰会的气氛。
国际声援非常有用
李婷婷感谢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她说，“这对我们的释放非常有用，尤其是很多国际组织啊、政要啊，他们的发言。”
李婷婷此行是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与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有关的培训活动。活动结束后，她前来美国，“主要是见朋友，尤其在纽约，朋友很多，也去认识一些活动家，一些为女权奋斗的人士。明天就回北京。”
李婷婷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允许出境旅游。但她表示，女权人士仍是当局的监控重点，“如果在微信上谈一些记者采访啊，尤其是拍纪录片，你马上会被要求跟你吃饭，显而易见他是在监控你的微信，他重点监控的就是微信，因为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大家不打电话也不发短信。”
星期四，李婷婷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双康威2016版“骄傲”高帮运动鞋，参加亚洲协会中参馆的讨论会。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她用英语回答了主持人提出各种问题，并跟与会者进行了交流。
做女同性恋很不容易
其中她也谈到了她作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她说，在中国做一个女同性恋很不容易，虽然她自己一直表现得比较乐观，“其实里边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包括我大姨妈，曾经诅咒我，我结婚的纪念日就是我父母的忌日，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走过来了，然后到现在，我父母还都接受得不错。我觉得真是一个脱胎换骨、脱了一层皮的感觉。结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与女友在北京举行婚礼。李婷婷说，来出席的40多人有一半是媒体记者，其中很多是外国记者。但中国现在仍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今年4月13日中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湖南长沙法院被判败诉。
星期四与李婷婷一起参加讨论的苏子也是一位中国的同性恋活动家，目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女权和同性恋运动。苏子说，在中国同性恋伴侣难以拥有孩子，首先，法律不承认同性恋可以结为夫妻；其次，即使同性恋伴侣领养了孩子也无法报户口。所以，她称这一现行做法为同性恋夫妻的“无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