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在中国官史中，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是人民的救星，为人民鞠躬尽瘁；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件被轻描淡写成“三年困难时期”；而赵紫阳、“六四”这样的名字和字眼更可以被直接抹去。
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描述了迥然不同的毛泽东、周恩来，举世罕见的大饥荒，并且把官史竭力掩盖和扭曲的真相摆在世人面前。
这些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我们今天的《解密时刻》要展现给各位的故事。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 现居美国）：89年6月3号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一块儿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空气中都能闻出血腥的味道来了。
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对话，承认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所以我开始写这本书。
解说：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大约十年前，一本名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也曾在中南海引起震怒。作者李志绥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保健医生。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 现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贴身医生，相当于总统的私人医生。等于说毛从头到脚的身体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全过程都离不开的。 而且那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跟毛在同一辆车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勿庸置疑。
解说：《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回忆录》这些禁书让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大饥荒、文革、六四……
在中国，一些作者被官方噤声，“言论与出版自由”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还是不能出版。
解说：在中国，禁书受到官方的围追堵截。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 现居北京）：（２０１２年５月）31号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31号上午是找陈希同。第二路大军是压到我那儿。鲍彤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鲍彤，要鲍彤必须打电话给他儿子鲍朴，要他封存这本书。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四路大军，一天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
解说：在中国，更有一些作者因为写禁书而遭受警方暴力。
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 现居美国）：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我进行传唤，把我带到警局，一直到他们把我绑架到郊外，进行毒打，甚至直接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
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解说：甚至在海外的出版商也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现居美国）：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和信息管道。譬如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解说：虽然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尽管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高文谦：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回去（中国）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我妈妈说：“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
所以我连我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请您继续关注解密时刻：《中国禁书》（完整版）。
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描述了迥然不同的毛泽东、周恩来，举世罕见的大饥荒，并且把官史竭力掩盖和扭曲的真相摆在世人面前。
这些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我们今天的《解密时刻》要展现给各位的故事。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 现居美国）：89年6月3号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一块儿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空气中都能闻出血腥的味道来了。
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对话，承认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所以我开始写这本书。
解说：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大约十年前，一本名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也曾在中南海引起震怒。作者李志绥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保健医生。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 现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贴身医生，相当于总统的私人医生。等于说毛从头到脚的身体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全过程都离不开的。 而且那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跟毛在同一辆车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勿庸置疑。
解说：《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回忆录》这些禁书让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大饥荒、文革、六四……
在中国，一些作者被官方噤声，“言论与出版自由”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还是不能出版。
解说：在中国，禁书受到官方的围追堵截。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 现居北京）：（２０１２年５月）31号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31号上午是找陈希同。第二路大军是压到我那儿。鲍彤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鲍彤，要鲍彤必须打电话给他儿子鲍朴，要他封存这本书。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四路大军，一天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
解说：在中国，更有一些作者因为写禁书而遭受警方暴力。
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 现居美国）：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我进行传唤，把我带到警局，一直到他们把我绑架到郊外，进行毒打，甚至直接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
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解说：甚至在海外的出版商也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现居美国）：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和信息管道。譬如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解说：虽然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尽管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高文谦：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回去（中国）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我妈妈说：“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
所以我连我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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