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史蒂夫·英斯基普（Steve Inskeep）的采访。
采访中，秦刚讨论了从北京冬奥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等一系列问题。
秦刚在采访中称，中国人民普遍支持中国政府，他引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度调查作为证据。
但英斯基普问他，如果中国政府如此受民众欢迎，为什么还会对民众使用一系列压制性的措施，“为什么还要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互联网审查等手段来限制言论、实际上控制民众呢？”
秦刚对英斯基普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主要针对英斯基普有关中国互联网自由的说法。
“这是一种误解，” 他说。“事实上，中国民众可以从互联网广泛获取信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网民超过10亿。人们每天都能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也可以评论和交换（看法）。”
对此，英斯基普说，尽管中国民众可以从中国互联网上获得丰富的信息，但争议性的话题和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会很快从互联网上消失。
对于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会很快从互联网上消失这一点，秦刚称“事实并非如此”。他补充说：“政府有很多征求民众意见的渠道，包括接受民众批评。”
但是，秦刚有关被高度管控的中国互联网没有严格限制信息获取或严格限制公众对政府批评的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中国政府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控制措施。它屏蔽了互联网上很大部分的内容，以“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
中国通过严格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以及允许对网络言论进行全方位操纵的互联网过滤器来维持这种控制。
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发布的2021年网络自由度（Freedom of the Net 2021）报告中称中国“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网络自由施虐者”。
数十个中国政府机构通过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一大批在线内容审查者合作，以监管中国的网络空间。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升级其互联网控制的制度体系。
总部设在英国的政策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写道，即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2年底执掌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严格的互联网控制体系之一”。
1997年，中国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互联网安全、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规定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中国公安部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的信息种类，但定义广泛、有时含糊不清，其中包括“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损害国家机关声誉”的信息，“煽动推翻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等等。
早在2002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中国屏蔽了数千个“提供新闻、健康、教育和娱乐信息”的网站。
当时，与“中国民主”相关的谷歌热搜词中的前100名里有40项被屏蔽。不过，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方法和机制自那时起不断演变。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中国在2008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中国国务院网站当时称之为“我国公安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涉及领域最广、复杂程度最高、技术含量最重的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香港英文新闻网站“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将金盾工程描述为“阻止政治敏感内容进入国内网络的全国过滤器”。
金盾经常被称为“中国的防火长城”，部分原因是它的“内容过滤防火墙”。
自由之家称中国的“防火长城”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互联网审查机制”。
根据自由之家的说法，中国当局通过广泛屏蔽任何可能被视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统治体系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帖子，确保用户只能访问“一个被高度审查、监控和操纵的互联网版本”。
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维基百科（Wikipedia）和YouTube都在被中国政府屏蔽的数千个网站之列。
2008年3月14日，在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之际，拉萨发生了藏人大规模抗议活动。那一年也正值北京即将举办夏季奥运会。次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也爆发了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
这些事件催化之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更严苛的互联网控制。例如，在西藏抗议活动相关视频上传到YouTube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多次屏蔽了YouTube平台。
习近平上台后，控制进一步收紧。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4月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9号文件”）中警告称，“一些人以‘新闻自由’为幌子，宣扬西方新闻观，否定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
该文件称，对西方新闻观的宣扬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一些人“鼓吹‘网路资讯自由流动”，污蔑我国加强互联网管理是打压网上言论。”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在其2013年对该文件的报道中称，这份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撰文指出，“这份文件定调之后，（中国）随即掀起一波对网路、媒体、公民社会和教育的凶狠打压，基本上堵死了年轻世代获取与官方论述不同观点的一切有效管道。 ”
渐渐地，在中国上网的感受已大不相同，”王亚秋写道。“敏感文字与图像的清单不断加长。想方设法发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删除。政府日益老练、积极地运用自行发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审查工具可以扫描图片以确认是否包含敏感词句。被防火长城拦住的境外网站也愈来愈多。”
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对网络诽谤、网络造谣等行为出台了严厉的措施，但当中对诽谤和造谣作出宽泛的定义。
网络表达的空间继续缩小。
2018年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信息”，“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平台当年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49.6万篇，关闭“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11万个。
本已在严格的国家指令下运作的中国官方媒体也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2021年1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新规定，要求对中国记者社交帐户的审查作为年度记者证续期或签发新记者证认证程序的一部分。
独立撰稿人刘文（Tracy Wen Liu）在其于2021年8月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文章中称，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受到审查，部分原因是中国“审查机器”的运行基于一种配额制度。
刘文写道，人们“太害怕发布造成有意义威胁或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导致网络审查人员们不得不“将温和的内容也贴上无法接受的标签，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配额”。
这类网络审查也包括对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者）性少数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镇压。
刘文和人权观察的王亚秋都记录了咄咄逼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如何进一步控制网络言论的。王特别将这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防火长城下创建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
秦刚大使在采访中称，中国民众批评政府的渠道很多。但在现实实践中，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严肃批评，甚至是温和嘲弄，都是被禁止的。
2020年3月，前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批评中共当局在COVID-19疫情处理上失职之后一度失踪。这篇文章中暗指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但文章并没有直接点出习近平的名字。
任志强后来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腐败、贿赂和挪用公款，他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
2020年5月，从中国官媒记者转为独立记者、独立评论人的陈杰人被湖南桂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名一审重判15年徒刑，罚金701万元。
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称，事实上，对陈杰人的重判旨在惩罚他在微博和其它社媒平台发表的政治言论。该组织称，这一严厉判决的目的是“向网络平台上的独立评论员和公民记者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即便你是网络审查员，也不一定安全。
2021年，前网信办专职副主任彭波被控严重违纪违法，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中国官媒报道称，调查发现彭波“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放弃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
取笑习近平也是不被允许的。
据“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报道，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时，对着演讲稿停顿三秒后才突然念出“撒胡椒面”（俗语表达方式，意为做事没有重点）四字。这一视频在网络上被网民围观和嘲讽。随后，“胡椒面”、“撒胡椒面”等词在他演讲后的八天内在微博上被完全删除。
同样，在网民将习近平与卡通角色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的外貌进行比较后，中国当局也将小熊维尼添加到了互联网黑名单中。
政治风险新闻和分析网站环球风险洞察（Global Risks Insight）表示，对于网民将习近平的外貌与小熊维尼做比较，“北京将之看作是一种重大图谋，其目的是损害国家主席这一职位和习近平本人的尊严。”
全球风险洞察网站也指出，中国政府也因此失去了本有潜力将之变为“正面的、天然形成的习近平公众形象塑造运动”的机会，反而突显了威权政权的神经过敏。
与此同时，北京还利用一大批假社交媒体账号操纵网络言论。
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每年编造和发布约4.48亿条社交媒体评论”。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网络账号并不参与与中国政府批评者之间的任何互动，而只是开展一场“战略性分散人们对集体行动、不满或普遍负面情绪的注意力”的运动。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