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周重申党员监管从严,工作之余的“八小时外也要管起来”,接着又出台五年反腐规划。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贪10年,贪腐仍未见底,最终恐反噬,拖累到他的领导权威。且面对中国社会情势动荡,习近平再收紧党员监管,凸显的恐是他的执政不安感。
自9月以来,中国多地出台各式“八小时外”的党员监督管理办法,强调扩大对党员干部私生活的严管。
根据中共中纪委9月17日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上班时间的八小时外“搞小圈子,钻营关系,打牌赌博,沉迷电游,大吃大喝,灯红酒绿,酒驾醉驾,甚至收钱收物,牟取不法利益”,该公告因此强调对党员干部工作之余的“八小时外也要管起来。”
中共这类“八小时外”的党员管控措施其实并不少见,尤其习近平打贪10年来,相关纪律规范早已细化收严。但中纪委上周明言,这一波监管重点在于“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调动家属”与“重点监督年轻干部”,要求“让八小时外监督从机关大院拓展到家庭后院”。
中共贪腐真相:存量未见底
除了中纪委的公告,中共中央办公厅9月20日也印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并发布“答记者问”新闻稿 。根据新闻稿,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坦言,虽然中共十八大后持续反腐,但腐败案件的“存量尚未见底、增量仍在发生”,暴露出的问题形形色色。他还 强调,未来五年,中共将全面从严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
不过,不管是最新的五年“反腐规划”,还是老调重弹的“八小时外”党员监管,中国网民都不太买账。
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在微博留言批评:中共“大搞形式主义,掩耳盗铃”.
另一名来自四川的网民也在微博吐槽反讥:“八小时之外也不是年轻干部的特权。有几个贪污受贿、钻营关系的(党员)是上班时间搞的?”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分析,习近平统治下的共产党对于干部监督有五类做法:一、机制面调整,例如派驻纪检委、监察组等;二、政治教育、政令宣达;三、试图规范权力边界;四、纪法双施,规范化监督工作,依法管理党员;五、监督自身,防治“灯下黑”。
李哲全:中共治党,黔驴技穷
他说,中共中纪委10年来不断循环这五大干部监管办法,但政令口号解决不了纪律问题,只靠内部监管也只是缘木求鱼,因此,最近再换个“八小时之外”的新说法,只能说中共治党已经“黔驴技穷”。
李哲全表示,中共一党专政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与国家安全机关全都是自己人,官官相护自是不在话下。而当党员攀上权力位阶,也自然易将国家和个人权力划上等号,“要求他一切奉公守法,基本上违反人性”,因此,中共无论发布多少政治文件或抓捕过多少人,贪腐问题都难以根绝,因为只靠内部监督,即便扩大家属参与,仍一样陷入“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无解循环。
李哲全告诉美国之音:“它(内部管理)是死结,这个死胡同是走不出去的。只要你(中共)永远不把这些权力放给可以制衡你的第三方,你永远都是自己管自己,你永远都管不好。”
外长、防长接连出事 影响习近平领导威信
李哲全警告,中共贪腐问题终将冲击到习近平的执政正当性。
他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大力打贪反腐,受到人民的支持,但十年过去,贪腐却仍未见底,就连他自己的人马也屡传涉贪,例如中国前外长秦刚被爆违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也传出涉贪腐调查,这都超出中纪委的处置层次,因此凸显出习近平“打贪失败”和“领导用错人”的执政败笔,将使他的威信持续受到质疑。
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兼院长张执中著有《习近平时期中共干部监督与动员》一书。他说,他也观察到习近平近期将党员互相监管塑造成一场全社会运动。例如,中纪委的“八小时外”文件,针对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再搭配五年反腐工作《规划》,如同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整肃氛围,要求“大家都参与监督”。
张执中:中国内外不稳,习近平要绑住干部
张执中举例,五年《规划》显示“反腐败”已不仅是中纪委的工作,而是“全党都要投入”,要联合所有部门“监视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同时也“互相监视”,以塑造全面性的反腐氛围。他说,这反映出,习近平面对中国动荡的社会情势,他要用严管的方式“把干部绑住”。
张执中表示,习近平亟须攘外安内,因为外有美中关系的紧绷,党内也有治理和斗争压力,这恐让习近平衍生严重的不安全感。他说,中共的腐败积弊难返,习近平自诩是在“收拾前几代的烂摊子”,但其实,他加强干部监管的出发点还在固权。
张执中告诉美国之音:“他(习近平)其实在意的还是他无法掌控,他一直觉得,(党)中央没办法完全掌控这些干部的行为,那只好用更强的手段或更多的监督去迫使他们(干部)必须要听话。但是基本上,地方跟基层干部也不是那么听话,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本来的那一套。”
至于习近平打贪十年,中共贪腐为何仍不见底?
张执中分析,中共贪腐问题的核心在于独占权力,缺乏制衡。他说,地方干部利用职权收受礼金或为亲属牟利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包括,人事或组织部门买官卖官,商务部门利用审批权获利。但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公务任内,跟“八小时外”的私生活根本无关,各地近期颁布的监管办法根本“本末倒置”,也沦为宣示效果,其实是变相周知党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冯崇义: 权力不受约束,腐败没有尽头
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冯崇义也同意,中共集权专政才是腐败问题的核心,中纪委再喊从严治党不过是官僚作风、应付习近平的“形式主义”。他说,中共的治理型态是“集团主义统治”,为稳住政权,不惜全面控制社会,包括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党员工作之馀的“八小时外,一直都在管理范围内。”
冯崇义认为,这一波党员监管宣示,恐是习近平近期表达了关切,下属机关就表忠呼应。未来也可能真“抓一些典型”,来展现监督绩效。但他批评,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习近平打贪十年“都是假的”,成效不彰。中国不论是立法或党内规章都已紧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官场上“上上下下都是两面人”,公开场合讲一套漂亮话,但私下作为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执掌监督的纪委部门。
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中纪委或者地方的纪委是权力最大的部门,也就是最腐败的。底下(党员)必须想办法去讨好他们,才能够过关。(纪委)因为不受制约,其实授权作恶,他可以整人,那么底下的人,你要不被整,那你就要去贿赂、想门路。”
冯崇义表示,反腐已危害到党内领导干部的利益,因此,打贪口号喊得越凶,官员就“懒政”、“怠政”以对,换言之,接到任务“两手摊”,碰到问题“两眼黑”,左躲右闪、上推下卸,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凡事做做官样文章,不会做实事。
他说,在专制的中国,权力不受制衡,腐败就没有尽头。若缺乏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机构,中共党内的监督作为充其量只是清算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是欺骗民众治理有方的谎言,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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