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和科技大国，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大幅上升，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令技术标准制定正在成为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领域激烈博弈的又一关键战场。
美国国会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就参众两院已经分别通过的两项科技投资法案进行协商。无论是参议院去年6月
通过的《美国创兴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还是众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都包含有在技术标准领域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发挥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条款。
《美国创兴与竞争法》指出，早在2015年，中国就曾公布一份雄心勃勃的旨在扩大中国标准制定影响力的改革方案，意在将中国建成标准强国。这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文件提出，在2016年前，中国完成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数量达到年度国际标准制定总数的50%。在2020年前，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和领导职务数量要显著增多，“迈入世界标准强国行列”。该法案强调，美国在新兴技术标准化方面的状况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联邦政府应确保和跨联邦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支持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主导新兴领域的国际讨论。
《美国竞争法》更是明确要求政府支持、鼓励在国际标准组织中“采用美国制定的技术标准”，并“支持美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此外，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在去年11月发出通知，对中国在制定新兴技术国际标准方面的政策和影响力问题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以便帮助政府在如何“采取措施减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并加强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等方面作出决策。
《通知》说：“中国标准2035”很可能以中国制造2025为基础，是政府和领先科技公司为在新兴技术领域制定全球标准规划出的一份蓝图。
中国从2018年开始着手制定《中国标准2035》，以便抓住在全球性的新兴技术标准尚在形成之中是实现所谓“换道超越”的良机。
在现代经济中，产品、甚至品牌都往往被认为并不是最重要的。引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确保世界各国日新月异的各类技术和设备能够相互通话的行业技术标准，谁的标准认同，谁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没有标准就可能意味着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学，而且还要缴纳诸如授权费、专利费等高昂的各类学费。 在中国颇为盛行的一个通俗说法称，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 ，一流企业制定标准。
在标准组织中卡位
令许多观察人士不安的是，北京正在利用国家体制和政治影响力，在电信和人工智能等各种前沿技术领域制定技术规范。
在上星期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发起的一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指出，科技的突飞猛进和世界越来越数字化意味着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不仅事关下一代技术的发展，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 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的副总裁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 Russel）在讨论会上指出，标准制定涉及潜在的国家安全优势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大力提升所谓的“国际话语权”。曾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说，让其他人使用你的标准不仅是使用你的产品，可以收取而不是支付专利税，还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好处，其中包括提供了结构性的先发优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垄断产品或服务类别。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游说，让中国公民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担任许多关键角色，向各类标准制定国际会议派出大批政府代表团进行投票。”
国际电信联盟（ICU）、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标准组织（ISO）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中两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均来自中国，另一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上一位主席张晓刚也是一名前中国行业组织的领导人。
成立于1865年国际电信联盟是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全球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划分等领域的技术标准制定组织，全球手机打电话、上网、发送电子邮件等等都无不受益于国际电联的工作。来自中国的赵厚麟2014年开始一直担任该组织秘书长。
另一国际标准化机构 --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负责有关电气工程和电子工程领域中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目前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前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
据华为公布的一份文件，截至2020年底，华为在全球600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学术组织中，担任 超过400个重要职位，累计提交标准提案超过65,000篇。
标准制定政治化
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网络研究员朱莉娅·沃（Julia Voo）说，美国和盟国以往并没有在使用国际组织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他们对标准制定的理念是将其留给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和行业，但是中国则不同。她在这次亚洲协会组织的讨论中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各个层面都在发挥领导作用，努力提出新的标准，”
为了确保新兴产业的行业技术标准不被中国所主导，欧盟上个月宣布对行业标准系统实施一系列改革。欧盟在其新闻稿中说，今天，标准已成为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其他地区正在通过更具战略性措施来加强其全球足迹，欧洲标准化体系亟需发展以应对这些挑战。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宣布这项提议时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只是标准的使用者。我们需要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科技专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说，欧洲国家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技术主权和数据主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价值观更接近。因此，虽然欧洲担心中国，也担心美国，但美国和欧洲更容易达成协议，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因为党在中国的中心作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存在中国这样的共产党，仅此一点就会产生问题。”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蒂姆·鲁利格（Tim Rühlig）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在于技术标准制定的政治化。他说：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标准制定体系通常也存在差异，但至少首先是由私营部门制定的。这在中国确实不是这样。他在这次讨论会上强调，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技术标准本质上是为了创造互操作性，为创新和竞争技术提供了某种基础，而中国的技术标准已经是国家竞争游戏的一部分。他说：“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国家政策直接嵌入标准化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