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倾前所未有之力提升国内的警察力量。不过，它很可能向美国吸取经验来改变执法的方式。
曾经为中国警察机构做过顾问工作的美国执法官员和专家们说，北京正力求更新本国的警务系统，包括陈旧的犯罪举报制度、落后的设备和车辆以及警民互信的缺乏。
*中国关心美国地方警察如何执法*
华盛顿市警察局的埃里克·布兰森警司说：“他们确实想要使警察队伍专业化，不再只是招募一些人，发给他们制服，把他们派到社区，然后交代一句‘保卫党’”。
布兰森警司曾经到过中国，和那里的警务人员谈过美国的警察执法手段。布兰森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参加清理犯罪和毒品泛滥的市内公园里的执法行动，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读到这篇文章后，跟他取得了联系。
中国的警察机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不像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警察各司其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安部负责监督日常的执法工作。不过，布兰森说，和他交谈过的 中国官员对联邦体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美国的地方警务工作，例如他如何骑自行车巡逻，如何与社区居民发展良好关系，使居民都能成为当地警方的耳目。
布兰森警司说，“焦点是地方警务，因为地方是贪腐和动乱的起源。”他又说，他们希望观察美国警察如何巡逻、如何与社区互动以及如何与大众传媒接触，从而提高中国警察的专业化程度。
*为国内维稳到美国取经*
中国警察学习的方式之一，是亲身融入美国的制度里。过去三年来，大约有15名来自杭州著名的浙江警察学院的优秀学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亨茨维尔的山姆·休士顿大学，研习为期一年的刑事司法学。
山姆·休斯顿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文森特·韦布说，这样的交流反映了许多事实。
他说：“中国对内乱的担心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警务活动需要社区做为利益相关方也参与进来，在不同的决策上，在查明问题以及探讨解决方式等方面，都需要社区的介入。公共安全是双向的，如果你只是带着防暴盾牌出动，那你有多少警察都不够。”
统计数字证实了韦布的看法。根据中国政府支持的研究报告，从1993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谓的“群体事件”，由一万件上升至九万件。这些中国官方担心会影响社会安定的聚众事件，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是中国政府近两年不再公布这类数字了。
这些群体事件是因为民众不满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而引发的。
布兰森和韦布都说，中国警察也许了解到，如果他们要维持地方秩序，就必须建立起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也就是说，要和民众结成伙伴关系，共同防止和解决犯罪问题。
*社区治安与社会民主*
社区治安实施的重点在建立各种伙伴关系上。1990年代的美国曾经广泛推动这种策略。但是在2001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有些地方的执法机构将国土安全措施置于首要地位。社区治安退居其次。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执法及司法行政学院的教授丹尼斯·鲍曼认为，社区治安模式很适用于中国。
他说：“就我看来，在概念上，这个模式很适合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社区治安的哪些具体要素是他们特别感到兴趣的。”
鲍曼还说，要在中国真正实行这项方式，就必须有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因为这项做法必须强调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
美国人在社区治安方面的做法，如果拿来用到中国，遇到沟通和透明度的问题时，似乎就会碰壁。中国政府紧紧地控制媒体，并且试图限制公众对社会动乱问题的讨论。
鲍曼说：“他们实在也迈不了多远。”
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局的发言人露西·考德维尔最近应邀参加在杭州举办的“警察与媒体”国际讲坛，并在会上讲话。她说，中国的与会人员想要知道她的部门和大众沟通时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他们如何建立信任和信誉以及如何显示和民众感同身受。
她回答说，“要想让公众关心你的想法，就要先让公众知道，你在想他们之所想。
*同车同住 观摩美国警察执勤*
在山姆·休士顿大学进修的中国交换学员，有机会亲眼目睹这种治安的执行情况。这是他们学习中的一部分。中国学员有一个星期，到休斯顿附近的德州联盟市或埃尔文市的警察局。他们在这段期间居住在警察家中，搭乘巡逻警车，在第一线目睹他们执行任务和下班后的生活。
山姆·休士顿大学的另一名教授菲利普·里昂说，“本着社区参与的观念，让这些中国学员与社区接触，使他们从巡逻车中看到美国警察如何执行社区治安任务，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位姓叶的女学员即将完成为期一年的进修了。她有个英语名字叫Chrystal Ye。她说，她很认真看待她的任务。她说：“警察是一份光荣的工作。那是一个成熟社会里不可分割的部分。”
她说，美国执法人员使用的高科技设备数量和相关数据之多，使她印象深刻。她说，同样的设备，也可以适用于中国。
但有些事情就不那么适用了。她说，美国警察都带枪，这一点使她感到惊讶。她说，在中国，民众携带武器是违法的。所以警察也不必带枪械。她还说，在中国，许多警察没有逮捕人的权力。
里昂教授说，他曾经指示这些中国学员，在他们伴随美国警察执行逮捕任务时，要留在警车里，直到安全了才可走出车外。
他说，“我们向这些学员解释，有些人不喜欢警察干预，他们可能会大声叫嚷。其中一名学员问：‘他们会用脏话骂人吗？’我说，‘会的。’这名学员又问：‘这时候你就对他开枪吗？’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到了新世界，进入充满野性的西部大荒原了。”
*中美两国谁的警察权力大？*
里昂教授说，他问过一名学员，美国警察有哪一件事最使他感到意外的。回答是：“你们掌握的权力。”
他说，“这让我感觉简直是颠倒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对美国警察居然有这种观感。”
不过，最近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一旦地方当局有需要的话，中国警察的权力可以有多大。
人权组织曾经批评中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前段时间在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指挥下的打黑行动。薄熙来现在已经失势。还有一起事例是山东当局对盲人活动人士陈光诚的非法软禁。这些事例使人们重新呼吁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清除地方上的腐败和枉法现象。
*学习西方手段巩固一党统治？*
虽然北京当局对社区治安和与民众沟通问题已经有了明显的兴趣，但是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是个不解之谜。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费利姆·凯恩说，北京可能会歪解西方的制度，然后为己所用。他说，中国可能让毛时代的模式也就是“居民委员会”卷土重来。
凯恩说，居委会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的“实地部队和耳目，专门侦辑麻烦分子、外来人口和反革命分子”。
他说，居委会在2008年奥运期间一度死灰复燃。因为在世界聚焦之下，中国政府觉得居委会是维稳的有力工具。
凯恩说，“这是一个老的模式，就像让怪物复活。”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在一项声明中说，中美两国经由互访、联合调查、情报分享和执法人员训练，获得了“积极成果”。
声明中说，两国执法人员训练机构经由学员交换，互相学习先进的治安理论和技术，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务实合作，并在执法领域拓展了中美两国持久和坚实的合作关系。
不过，凯恩怀疑中国究竟从西方国家学习了什么。
他说，“有一件我们警觉到的，就是中国安全部门学习西方的最佳实践，开发出更厉害的镇压手段。它使这个政权更为强固，而不是将真正的执法制度带进中国。警察被国家控制。他们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公仆，也不是公正的仲裁者。”
记者一再就凯恩的说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评论，但始终得不到回应。
曾经为中国警察机构做过顾问工作的美国执法官员和专家们说，北京正力求更新本国的警务系统，包括陈旧的犯罪举报制度、落后的设备和车辆以及警民互信的缺乏。
*中国关心美国地方警察如何执法*
华盛顿市警察局的埃里克·布兰森警司说：“他们确实想要使警察队伍专业化，不再只是招募一些人，发给他们制服，把他们派到社区，然后交代一句‘保卫党’”。
布兰森警司曾经到过中国，和那里的警务人员谈过美国的警察执法手段。布兰森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参加清理犯罪和毒品泛滥的市内公园里的执法行动，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读到这篇文章后，跟他取得了联系。
中国的警察机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不像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警察各司其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安部负责监督日常的执法工作。不过，布兰森说，和他交谈过的 中国官员对联邦体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美国的地方警务工作，例如他如何骑自行车巡逻，如何与社区居民发展良好关系，使居民都能成为当地警方的耳目。
布兰森警司说，“焦点是地方警务，因为地方是贪腐和动乱的起源。”他又说，他们希望观察美国警察如何巡逻、如何与社区互动以及如何与大众传媒接触，从而提高中国警察的专业化程度。
*为国内维稳到美国取经*
中国警察学习的方式之一，是亲身融入美国的制度里。过去三年来，大约有15名来自杭州著名的浙江警察学院的优秀学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亨茨维尔的山姆·休士顿大学，研习为期一年的刑事司法学。
山姆·休斯顿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文森特·韦布说，这样的交流反映了许多事实。
他说：“中国对内乱的担心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警务活动需要社区做为利益相关方也参与进来，在不同的决策上，在查明问题以及探讨解决方式等方面，都需要社区的介入。公共安全是双向的，如果你只是带着防暴盾牌出动，那你有多少警察都不够。”
统计数字证实了韦布的看法。根据中国政府支持的研究报告，从1993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谓的“群体事件”，由一万件上升至九万件。这些中国官方担心会影响社会安定的聚众事件，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是中国政府近两年不再公布这类数字了。
这些群体事件是因为民众不满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而引发的。
布兰森和韦布都说，中国警察也许了解到，如果他们要维持地方秩序，就必须建立起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也就是说，要和民众结成伙伴关系，共同防止和解决犯罪问题。
*社区治安与社会民主*
社区治安实施的重点在建立各种伙伴关系上。1990年代的美国曾经广泛推动这种策略。但是在2001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有些地方的执法机构将国土安全措施置于首要地位。社区治安退居其次。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执法及司法行政学院的教授丹尼斯·鲍曼认为，社区治安模式很适用于中国。
他说：“就我看来，在概念上，这个模式很适合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社区治安的哪些具体要素是他们特别感到兴趣的。”
鲍曼还说，要在中国真正实行这项方式，就必须有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因为这项做法必须强调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
美国人在社区治安方面的做法，如果拿来用到中国，遇到沟通和透明度的问题时，似乎就会碰壁。中国政府紧紧地控制媒体，并且试图限制公众对社会动乱问题的讨论。
鲍曼说：“他们实在也迈不了多远。”
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局的发言人露西·考德维尔最近应邀参加在杭州举办的“警察与媒体”国际讲坛，并在会上讲话。她说，中国的与会人员想要知道她的部门和大众沟通时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他们如何建立信任和信誉以及如何显示和民众感同身受。
她回答说，“要想让公众关心你的想法，就要先让公众知道，你在想他们之所想。
*同车同住 观摩美国警察执勤*
在山姆·休士顿大学进修的中国交换学员，有机会亲眼目睹这种治安的执行情况。这是他们学习中的一部分。中国学员有一个星期，到休斯顿附近的德州联盟市或埃尔文市的警察局。他们在这段期间居住在警察家中，搭乘巡逻警车，在第一线目睹他们执行任务和下班后的生活。
山姆·休士顿大学的另一名教授菲利普·里昂说，“本着社区参与的观念，让这些中国学员与社区接触，使他们从巡逻车中看到美国警察如何执行社区治安任务，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位姓叶的女学员即将完成为期一年的进修了。她有个英语名字叫Chrystal Ye。她说，她很认真看待她的任务。她说：“警察是一份光荣的工作。那是一个成熟社会里不可分割的部分。”
她说，美国执法人员使用的高科技设备数量和相关数据之多，使她印象深刻。她说，同样的设备，也可以适用于中国。
但有些事情就不那么适用了。她说，美国警察都带枪，这一点使她感到惊讶。她说，在中国，民众携带武器是违法的。所以警察也不必带枪械。她还说，在中国，许多警察没有逮捕人的权力。
里昂教授说，他曾经指示这些中国学员，在他们伴随美国警察执行逮捕任务时，要留在警车里，直到安全了才可走出车外。
他说，“我们向这些学员解释，有些人不喜欢警察干预，他们可能会大声叫嚷。其中一名学员问：‘他们会用脏话骂人吗？’我说，‘会的。’这名学员又问：‘这时候你就对他开枪吗？’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到了新世界，进入充满野性的西部大荒原了。”
*中美两国谁的警察权力大？*
里昂教授说，他问过一名学员，美国警察有哪一件事最使他感到意外的。回答是：“你们掌握的权力。”
他说，“这让我感觉简直是颠倒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对美国警察居然有这种观感。”
不过，最近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一旦地方当局有需要的话，中国警察的权力可以有多大。
人权组织曾经批评中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前段时间在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指挥下的打黑行动。薄熙来现在已经失势。还有一起事例是山东当局对盲人活动人士陈光诚的非法软禁。这些事例使人们重新呼吁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清除地方上的腐败和枉法现象。
*学习西方手段巩固一党统治？*
虽然北京当局对社区治安和与民众沟通问题已经有了明显的兴趣，但是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是个不解之谜。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费利姆·凯恩说，北京可能会歪解西方的制度，然后为己所用。他说，中国可能让毛时代的模式也就是“居民委员会”卷土重来。
凯恩说，居委会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的“实地部队和耳目，专门侦辑麻烦分子、外来人口和反革命分子”。
他说，居委会在2008年奥运期间一度死灰复燃。因为在世界聚焦之下，中国政府觉得居委会是维稳的有力工具。
凯恩说，“这是一个老的模式，就像让怪物复活。”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在一项声明中说，中美两国经由互访、联合调查、情报分享和执法人员训练，获得了“积极成果”。
声明中说，两国执法人员训练机构经由学员交换，互相学习先进的治安理论和技术，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务实合作，并在执法领域拓展了中美两国持久和坚实的合作关系。
不过，凯恩怀疑中国究竟从西方国家学习了什么。
他说，“有一件我们警觉到的，就是中国安全部门学习西方的最佳实践，开发出更厉害的镇压手段。它使这个政权更为强固，而不是将真正的执法制度带进中国。警察被国家控制。他们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公仆，也不是公正的仲裁者。”
记者一再就凯恩的说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评论，但始终得不到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