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大大提高。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中国主要专注于经济目标的话，今天的中国则越来越着眼于扩大意识形态和军事影响力。
而随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更多联系，随之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马佳士（Joshua Eisenman）联合编写的新书《中国走出去》（China Steps Out）详细介绍了中国对非洲、拉美、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擅长于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打交道。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否长期向好，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对外政策的继承和变化
近几年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时，从经济、能源、科技、军事等方面多管齐下，创设了许多机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和亚洲投资银行等等。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负责人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中国走出去》的序言中指出，设立这些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使世界多极化，改变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坎贝尔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北京的野心从何而来？坎贝尔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与发展中国家修好的延续。1949年之后，中国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好赢得了一定的国家地位。中苏分裂后，中国更是加紧通过基础设施援建和意识形态输出争取包括坦桑尼亚、古巴和越南等盟国的支持。
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方针下，这种以争取政治支持为基础的对外援助有所减弱，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马佳士（Joshua Eisenman）指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在逐渐被习近平政府摒弃。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北京在加紧通过对外援助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
以非洲为例，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05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投资项目共293个，金额高达664亿美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表示，以前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以国企为主要驱动力，而现在私营企业也在加紧步伐。以前的投资以自然资源为主，而现在中企甚至进入了非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公民社会交往是中国外交的弱项
马佳士认为，北京非常善于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打交道，但与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包括大学、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等等。
中国正在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者与当地人的矛盾也屡见报端。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和澳洲悉尼大学学者吴瑞利（James Reilly）曾联合撰文指出，中国企业之间在非洲竞争十分激烈，这些企业为了盈利必须设法减少成本，有时会通过降低工作条件和安全规范水平来实现。同时，国企在竞标对非援助项目时，也往往需要压低价格来加大中标几率，同时劳工待遇和安全标准上也就打了折扣。
除了劳资纠纷外，文化问题、环保问题和一些排外情绪也让中国投资者面临困境。
去年4月，中国在泰国的重要投资项目、湄公河河道疏浚计划遇到当地环保人士的抗议。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爆破等方式疏通湄公河河道，方便大型货船通行。但一些泰国的环保组织认为，爆破湄公河内暗礁将对环境造成永久破坏。
去年10月，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有一名男子向中国工人的宿舍投掷手榴弹，导致26名工人受伤。瓜达尔港建设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于习近平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项目。
何理凯表示，中国在与国外公民社会打交道方面的窘境是中国国内政策的一种反射。他说，如果一个国家自己的公民社会较为弱小，民间力量很难在外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何理凯说，中国的对外交往项目——从经济援助到孔子学院式的教育交流——几乎都由政府主导。而中国政府本身与公民社会打交道的经验十分有限。
马佳士和何理凯均表示，中国能否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野心勃勃的投资能否获得长久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