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培养理工科博士的人数将大大超越美国，长此以往，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可能会相对减弱。相关领域专家认为，这一事实应该为美国敲响警钟；美国大学必须保持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继续欢迎来自全球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理工和技术领域。
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STEM）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是到了2007年时，中国的理工博士人数超过了美国。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研究人员分析，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2025年时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比美国增加近一倍。这份研究报告的预期数字是否在给美国敲响警钟？
美国应警觉中国理工科博士人数超美国
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理工科和技术领域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转化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进行研发和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学领导和保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动力。
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对美国之音表示，到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技术专业博士的人数，将会达到接近两倍于美国培养的人数；这一事实确实应该给美国敲响警钟。
“它代表着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创新领域差距的又一个新层面，而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则是中国正在积极地缩小与美国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差距，特别是在应用技术的研发方面，” 埃泽尔说。
不过，美国高校课程设计专家则认为，说中国未来五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将超越美国，是为美国敲响警钟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的确应该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反思，因为数量的变化常常会带来质量的变化。
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认为，只要美国在本国的科学研究中保持竞争力，并且为全世界顶尖人才提供热情好客的研究环境，即使中国自己培养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美国也不应该感到惊慌。
“既然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培养自己的理工科技术人才。为什么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上呢？美国应该根据自身培养创造力和进步的潜力，来衡量美国在理工科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方柏林对美国之音说。
乔治城大学CSET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鉴于中国到2025年时可望培养大约两倍于美国的理工科博士，再加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以及美中之间高风险的技术竞争，美中理工科博士毕业人数的差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
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Jack Corrigan）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量子计算等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格局；因此各国要想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库。
“尽管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引领和推动着这些领域的许多研发努力，而且我们还指望他们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某一国家的理工科博士人数，是其人才基础实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该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景的一个指标，” 科里根说。
中国博士素质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按照乔治城大学CSET报告的预期，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超过7万7千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只有大约4万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国际学生人数，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人数，与美国的比例要超过三比一。
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复和快速发展很晚，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约20多年前的事情。其间，许多高等学校热衷于论文数量排名，尖端人才的培养严重机构化，以及论文剽窃、代笔等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分析人士质疑中国本土培养的理工科博士质量是否能与美国大学培养的理工科博士质量相提并论。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认为，虽然很难对中国大学所设博士课程质量，与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质量进行直接比较；但是中国高等学校近年来培养的理工科人才质量不容小觑。
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分析师科里根认为，许多中国理工科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过40% 的中国博士，毕业于中国所称的“双一流”大学，而这些大学几乎全部都处于全球大学各种排名的前500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大学的声誉有了显著提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学校，被认为是世界上顶级的学术机构。
“因此，中国当然有机会获得大量训练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本，” 科里根说。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美国的大学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现实情况是：在美国大学的尖端理工科研究项目中，外国出生的学生数量日益增长。在美国电气工程课程的全日制研究生中，有81%是国际学生，而在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占79% 的是国际学生。
2019年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美国这些国际学生中，注册理工科专业课程的研究生，有近70% 的人来自中国和印度。
埃泽尔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建立培养自己国内的理工科人才输送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国的政策继续令外国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美国，并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话，那么这将会给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机构，带来长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事实上，美国可能变得依赖其它国家提供理工科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生，终将变得越来越可以与美国培养的博士生相提并论，”埃泽尔说。
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科学方法方面进步很快，因此无论现在存在什么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缩小；特别是因为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正在返回中国，帮助中国为理工科和技术学科建立更好的课程和教研项目。
方柏林认为，几十年来，美国在科学领域作为顶级球员的信心变得过于习以为常。一般来说，美国并不十分积极地以学习的态度，去关注其它国家正在做什么。他说，问题的关键是“软环境”，而不是投入实验室多少钱的问题。
“最终，为培养人才而创造的环境会显得更加重要。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做一些灵魂探索：我们是否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自由和激励的环境？虽然中国在言论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国也应该问一问自身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方柏林说。
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施耐德（Mark Schneider）认为，从美国学生在国家和国际评估中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理工科竞争力的教育基础显得薄弱。
施耐德在最近为教育新闻网站“74”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对成人能力的大规模国际评估中也有证据表明，美国基于拥有熟练成年劳动力而拥有的历史优势，相对于全球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正在逐渐削弱。”
美国是否应继续为中国理工博士敞开大门？
长期以来，来自中国的理工科与技术领域的博士生，在美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现非常优秀，为美国的科研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理工科研究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特朗普政府曾颁发行政命令，禁止毕业于被认为与中国军方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学校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理工科和技术领域的学位。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份上台之后，维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时期的这项行政命令。
鉴于CSET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美国理工科人才现状，美国总统拜登面临一项选择：维持特朗普时期的有关禁令不动，还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欢迎更多的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理工科和技术课程？
乔治城大学CSET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科里根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众多高等学校，是美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最大的资产之一。世界上许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纷纷涌来美国获得学位，而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留在了美国，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做出了宝贵贡献。来自中国和其它地方的移民占美国理工科和技术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他们，美国将很难保持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科里根说：“保护美国的研究生态系统，应该是美国的国家优先事项；但对来自特定国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于利的。而改善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盟友之间的情报共享，并在发现威胁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限制，才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埃泽尔也表示，美国并不一定必须限制或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而是应加强监督和限制非法或不道德行为。例如，在生命科学领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应继续开展工作，以更好地监管中国公民可能滥用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当地输入中国。
埃泽尔进一步指出，国家卫生研究院还应更密切地监督其任何研究资金或者与中国的合作项目，特别是限制可能会被中国利用，用来发展其商业优势领域项目的支持，这也应该适用于其它的联邦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总体来说，拜登政府应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是努力扩大美国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渠道，并鼓励妇女和少数族裔参与理工科和技术教育和更广泛的创新经济。因为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些群体在美国创新的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当不足，”他说。
课程设计专家、阿比林基督大学的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应该扭转对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猜疑。使他们摆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投下了一张基于恐惧的怀疑网，这对这些人确实不公平，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方柏林认为，美国过去非常有能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许多人才为推动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另一些人则在美国的经济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宽松的环境和人才的国际流动，要比数量的变化更重要。顶尖人才是在竞争的环境中产生的。
“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钱学森。他当时早已在美国扎根，并且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当他的忠诚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质疑，导致工作受阻时，他便带着怨恨和痛苦回到了中国。最终，他成为中国在太空和导弹项目上的顶尖人才。这应该是美国应该吸取的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方柏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