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国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比较大的尺度详实刻画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和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电视剧以贪腐分子得到惩处的大团圆结局告终，意欲向观众展示中共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深得人心。但有知名中国政治经济学者指出，中国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腐败的同时也塑造了习近平一位政治强人而不是改革者的形象。
知名美籍华人政治经济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本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主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倒退，使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包括1990年代初期由于贷款融资困难导致农村乡镇企业的消亡；1990年代中期动工的三峡工程后大型能源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包括重工业、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领域。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有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国有、国有控股和国营为主导的资本形式，体现在国家控制重工业、金融、银行、能源等经济中的上游领域。
黄亚生表示，经济改革的倒退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相辅相成。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好事都和好事在一起，坏事和坏事在一起，自由的经济反映出自由的政治体制，反之亦然。”他说。
他指出，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体现在国有企业集中在国民经济的上游，私营企业集中在经济的下游，导致国有企业控制了定价权。“少数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了经济的上游，相对于处于下游的私营企业来说，它们掌握了巨大的定价权。”他说。
黄亚生表示，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追求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短期GDP效应。这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经济上的产能过剩。他说：“我们追踪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这一时期，腐败水平大幅度增长，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在GDP中的占比都是如此。”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让经济从投资型转向内需型，但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不升反降。黄亚生说：“有趣的是，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居民用电量都在上升，但随后就持平甚至下滑。这显示推动经济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仍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今秋十九大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后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的反腐和揽权都是为改革做准备。但事实是，高压反腐和加强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本能地导致政策向更为保守的方向发展。他说，当干部连穿什么样的夹克、打什么样的领带都要被约束的时候，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干部胆敢越雷池半步，去改革、去搞试点。
黄亚生表示，中国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并不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去推动。他说：“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能释放出巨大的福利，这足以抵消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领导人能够利用对政治体制的开放，让民众表达对改革的支持。”
黄亚生说，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都已处于一个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的状态。“反腐败运动的确在它的头几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但如果反腐运动持续下去，它不大可能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因为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众就越会相信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他说，“在经济角度，国家资本主义带来越来越多的产能过剩，它所带来的收益也大不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