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据中国官方统计，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微信用户人数也超过了3亿。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普及，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和审查也越来越严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看到了社交媒体作为公共关系平台的重要性。
网络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习李政府也在加紧对网络言论的控制。据媒体报导，中国目前大约有200余万网络评论员。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公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力打击网络谣言，逮捕了多名包括薛蛮子等人在内的微博大V。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的蒂费克奇 (Zeynep Tufekci) 说：“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公民的声音，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注意人们网上的言论。政府除了监管外，有时也会回应，甚至会以镇压的方式回应，特别是对涉及集体性行动的言论。这显然是不民主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例子，腐败的问题得到解决，政府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人们的不满。”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交媒体在揭露官员腐败问题上所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网友在微博上揭发雷政富等官员，一方面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提供了新的平台来获得信息和民意，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有了新的表达渠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的创办主任达雷尔•韦斯特 (Darrell West) 说他今年在北京的时候，看到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人们对政府、腐败和北京的空气质量等问题的言论。但是，社交媒体在埃及、土耳其等国家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权交替中起到的推动力量令中国政府意识到互联网审查的必要性，人们的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韦斯特说：“他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政权的改变。他们不想让人们谈论民主，他们不想有革命的发生，所以这些话题在中国显然是受到审查的。”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 (Gary King)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有着多样化且高效的审查机制，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因其对政权可能产生的威胁。而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让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可以对地方领导人的表现进行评估。
蒂费克奇认为，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审查让组织集体性行动变的更困难，但是人们会用各种工具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说：“如果最根本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最终仍会导致集体性行动的发生。我觉得审查能阻止的事情是有限的，最终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甚至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政府的监控也许看起来是聪明的做法，但从长远来看，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政府在对网络审查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例如，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审理薄熙来案件时，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庭审现场的信息。由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政府网也在今年10月正式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
韦斯特说：“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弄清楚如何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除了报纸和电视外，现在又多了社交媒体这个信息传播工具。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设立官方的微博和博客。他们不想让社交媒体仅仅成为人们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工具，他们希望使用同样的工具来传播信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网民数目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5.91亿人，是全球第一。但是，2013无国界记者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报告中，中国排名全球倒数第七位。报告指出：“中国在相关领域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仍有大批记者和网民遭到关押，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
网络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习李政府也在加紧对网络言论的控制。据媒体报导，中国目前大约有200余万网络评论员。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公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力打击网络谣言，逮捕了多名包括薛蛮子等人在内的微博大V。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的蒂费克奇 (Zeynep Tufekci) 说：“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公民的声音，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注意人们网上的言论。政府除了监管外，有时也会回应，甚至会以镇压的方式回应，特别是对涉及集体性行动的言论。这显然是不民主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例子，腐败的问题得到解决，政府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人们的不满。”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交媒体在揭露官员腐败问题上所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网友在微博上揭发雷政富等官员，一方面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提供了新的平台来获得信息和民意，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有了新的表达渠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的创办主任达雷尔•韦斯特 (Darrell West) 说他今年在北京的时候，看到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人们对政府、腐败和北京的空气质量等问题的言论。但是，社交媒体在埃及、土耳其等国家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权交替中起到的推动力量令中国政府意识到互联网审查的必要性，人们的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韦斯特说：“他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政权的改变。他们不想让人们谈论民主，他们不想有革命的发生，所以这些话题在中国显然是受到审查的。”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 (Gary King)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研究指出，中国有着多样化且高效的审查机制，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因其对政权可能产生的威胁。而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让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可以对地方领导人的表现进行评估。
蒂费克奇认为，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审查让组织集体性行动变的更困难，但是人们会用各种工具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说：“如果最根本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最终仍会导致集体性行动的发生。我觉得审查能阻止的事情是有限的，最终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甚至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政府的监控也许看起来是聪明的做法，但从长远来看，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政府在对网络审查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例如，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审理薄熙来案件时，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庭审现场的信息。由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政府网也在今年10月正式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
韦斯特说：“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弄清楚如何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除了报纸和电视外，现在又多了社交媒体这个信息传播工具。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设立官方的微博和博客。他们不想让社交媒体仅仅成为人们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工具，他们希望使用同样的工具来传播信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网民数目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5.91亿人，是全球第一。但是，2013无国界记者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报告中，中国排名全球倒数第七位。报告指出：“中国在相关领域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仍有大批记者和网民遭到关押，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