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封控措施引发的乱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除了上海，中国多个省市的居民也深受极端抗疫措施所困扰。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方案的同时，有权威学者高姿态唱反调，除了呼吁停止“封城”，也认为对抗病毒要“因地制宜”，但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基层官员的素质导致有关建议难以落实。
过去数周，上海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持续调整政策。4月22日起更展开所谓的“攻坚九大行动”，包括开展社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其中，封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求，由专人为居民提供物资、管控区严格实施人员不出小区，防范区人员不可以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另外会开展检测筛查行动，采取分区、分级检测推进模式，封控区每天开展一轮核酸筛查，管控区就采用每三天一次抗原及每两天一次核酸检测的组合筛查方式。
严厉的管控措施影响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品质。纽约时报20日的报道说，目前市内已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有居民更由于未能及时就诊而死亡。国际社会关注上海的封控措施是否会持续下去。当局最新的说法是，目前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至完全恢复常态。
吉林黑龙江云南均有封城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从16日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
以“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吉林，并引述3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松原市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车上20多天没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
4月初，长春有居民在业主群里号召进行“敲盘行动”后，被当局拘留七天并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意图向政府施压”。
文章表示，吉林整个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还在持续，网路上最新流出的长春居民微信聊天音频听见有小孩饿得大哭，有家长则埋怨说，食物早已运送到楼下，却没法拿到手。
文章还提到，已遭封锁两个月的黑龙江小城绥芬河，有新冠患者冒用家人的核酸阴性报告到政府医院看病，导致疫情在县城扩散。接诊的医生作为直接负责人，要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用牙刷割脉自杀。
云南的瑞丽则被作者形容为最惨的城市，文章表示，过去一年，瑞丽先后经历九次封城，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严禁出入，许多村民已有将近一年没有出门。在此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但直到现在仍然动弹不得。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老家安徽淮南市也正面临困境。
任瑞红说：“淮南的经济基础薄弱。现在造成很多人生活很困难，但是没有声音。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发声，也没有人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的疫情还是很严重的。据说上海不少人本来（检测结果）是阴性的，可是过来一检测都是阳性，所以造成一小部分的扩散。这里基础医疗系统非常差，老龄化非常严重，老人非常多。如果物资供应不上，如果发生次生灾害，譬如有其他疾病没有办法就医的话，其实情况是很糟糕的。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没有人会关注它，也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自生自灭。”
封城乱象损害中国国际形象
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纽约时报分析说，上海对抗奥密克戎疫情的教训使全国各地的官员引以为鉴。 人口约240万的安徽芜湖市只因为市内出现了一起新冠病例，当局就展开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还要每天进行病毒检测。
有评论认为，过去一个月，上海分区封控构成的乱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身在美国的任瑞红表示，她身边的美国人对于上海粮食供应不足等状况感到匪夷所思。
任瑞红说：“没有办法跟这些美国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还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只能跟他们说，这些官员很无能，没有像美国那样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你的（冬季）奥运会也好，航天员上天也好，其实对美国人来讲，都不及一个90岁老人能否在疫情期间吃上饭更重要。”
尽管官媒继续为政策护航，重申“躺平”没有出路，只有“动态清零”才是最佳方案，但民间抵制情绪不断升温。上海连日来都有居民以标语和上街等方式宣泄不满。就连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也高姿态提出异议。
：中国不能长期维持“清零”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近日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文表示，中国不能长期维持“动态清零”，需要有序重新开放，让社会及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 他说，快速抗原检测是社区检测的首选，所需的人力物力也较少，更可及时发现传染源头。
钟南山的文章先后被搜狐、网易、腾讯等中国媒体转发，但据了解其后遭到删除。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19日在微博上发文，就防疫工作提出建议。
刘小兵表示，奥密克戎病毒潜伏期已缩至三至四天，但当局仍照搬以往的一套。他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封全楼、全小区甚至封城的过度防疫做法，避免“加剧恐惧心理”，引发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并建议赋予让下层决策者“因地制宜”的权力。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基层官员倾向于“一刀切”使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任瑞红说：“上海的一个小区封起来，它里面可能有本地人，有外国人，有外地打工者，但譬如说，在我的老家，一个小的三线城市。你把一个楼封起来，里面就是本地人，可能那个楼就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的。像上海的这种复杂性，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都不一样的。‘因地制宜’这是肯定需要的，不能‘一刀切’。现在很多干部就是‘一刀切’。基层官员不愿意动脑子想，怎么可能最高效去运转。”
任瑞红说，刘小兵等权威学者的建议并没有违背“动态清零”，只是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但她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把清零和高效运转相结合是行不通的。
任瑞红说：“真正能做到他说的那样的话需要一个很高素质的基层干部的队伍，甚至包括一个链条，从基层到县一级到市一级到省一级。整个链条上任何一个官员都是高度负责的，并且具有牺牲精神的，然后是高素质，并且是团结协作的。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他的基层官员乃至到了省部级的官员，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能力和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