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国监管机构发起了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打压。这些镇压行动不仅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长期还可能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前景。
时钟拨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在最后一刻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这笔交易的筹资规模达到340亿美元，原有望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IPO。
这开启了中国监管机构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全面镇压，国内科技、金融、游戏、教培到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让中国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MSCI明晟中国指数今年下跌了15%。
《中国资本主义的迷思》一书作者、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Tiff Roberts)告诉美国之音：“以（阿里巴巴）的例子而言，与政治有很大关系，试图更多地控制他(马云)，也向其他亿万富翁企业家发出信息：最终你确实需要记住，党是你的老板，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是你的老板。”
以“共同富裕”为名
对民营企业的镇压行动是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展开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重提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干预让富人和企业分享更多财富。
提倡“共同富裕”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并不陌生。上世纪50年代，中共将民族企业家的财产划归国有；邓小平在70年代末领导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要求“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如今，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似乎对政府再度形成挑战。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在明年寻求第三个主席任期，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姿态可以帮助他赢得民心。
2月，中国监管部门出台了针对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垄断指南。随后，政府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名义打压了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美团和拼多多等科技巨头，其中第一个被针对的阿里巴巴在4月遭到创纪录的200多亿人民币罚款，蚂蚁金服则被要求与国有资本企业重组其业务。
这些民营企业还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利润用于政府支持的社会事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在内的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选择退隐，投入公益事业，来避免外界对自身的巨大关注和追捧。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这场镇压运动体现了政府渴望收紧对民营企业的控制。
她告诉美国之音：“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垄断法真正通过之前采取的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它使商业机构感到惊讶，而且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作用非常大，反垄断法似乎只适用于私营领域。”
打压的范围超出了科技行业。7月公布的限制校外培训行业的新政瞬间颠覆了千亿元市值、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的民营教培行业；对房地产开放商借款额度的规定令房地产巨头恒大陷入危机，更多开发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日益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尴尬地带。民营企业比国企更有生产力，贡献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人数，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
在技术的推动下，民营企业往往走在创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市场超过90%的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占据了打车市场90%的份额。
然而，这些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在挑战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艾西亚表示，这些民营科技企业掌握了大量消费者数据，而政府将数据视为一种重要资源，是控制各行各业和了解其国民想法的重要渠道。
她说：“尽可能多地汲取信息，了解人们真正想要什么，他们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偏好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6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国低调上市，但上市后不到48小时，中国监管部门就宣布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对该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让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户注册，并要求该公司部分应用下架。
在这不久后，中国网信办出台准则，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中国运营者赴外国上市时，必须获得官方批准。
中国政府正采取更多措施将数据国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分别实施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
分析认为，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打击部分还出于对发展不同类型技术的渴望，他们希望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够与北京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科技企业将重点转向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硬技术，而不是目前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最大盈利为目的的技术。
他说：“党和政府似乎愿意，比如说，忍受这些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相当数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式重新调整他们与党和政府的优先事项。”
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加剧、美国限制对华出口敏感技术，中国面临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创新模式，也更加依赖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特廖洛说：“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后于形势。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领域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数量。”
镇压会持续吗？
监管机构的持续打压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援引民营企业面临的监管高压，下调了对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罗谷说：“如果企业的优先事项转向努力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而不是试图开发技术，或满足他们的股东，或增长他们的业务，那么这将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
凯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9月在一篇分析中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确保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他写道：“‘共同繁荣’运动最终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国家，但却无法保证这些资源会被更好地利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有部门一直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本，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部门造成的。”
中国还面临一系列经济增长压力，包括新冠对供应链的持续损害、能源危机、物价飙升以及房地产债务危机加深，这可能会影响新一年里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规模和力度。
艾西亚说：“他们正在设计一个非常明显的软着陆，我认为你在房地产行业看到的更多，因为它有最大的影响。但更普遍的是，我认为尽管我们仍然看到一些行业被作为目标的消息，但现在的消息比以前有细微差别。”
有一些迹象表明，监管镇压力度可能在放缓。中国当局近日表示，将介入帮助恒大处理其债务危机。还有报道称，中国央行正在考虑允许放宽房地产政策限制，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出售资产。
但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目标仍然存在，中国领导人相信，即使需要牺牲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会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权稳定。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监管框架和国有企业的突出地位是一种新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将成功，而他们称为‘西方模式’的模式现在似乎已经失败了。”
中国官方暗示，对私企的镇压还将继续。中国高层在12月初召开的经济会议上再度提及对资本设置“红绿灯”，要求加强对资本的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艾西亚表示,中国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监管环境，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关注。
她说：“如果中国继续玩弄恐惧，我认为会困难得多。抱歉，我认为对中国的投资会非常低。”
马格努斯认为，无论监管是否继续收紧，中国政府今年对民营企业史无前例的全面镇压可能已经让他们失去信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
他说：“他们会不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他们会不会害怕做政府当初给他们带来麻烦的那种充满活力的事情？他们会不会宁愿保持安静的生活，做政府说的事情，而不去试图惹恼任何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私人公司的创新结构和能力当然会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