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podcast）这一小众化的媒介给中国许多新闻从业者和评论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过，播客已经受到审查者的注意，中国的播客主播正在学习如何在掌握内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内容的原创和坦诚。
与中国影视和社交媒体动辄上亿的视频观看量相比，播客的听众数量低得多，但其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
受欢迎的播客《故事FM》主播寇爱哲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他的每期节目吸引到听众人数大约在70万上下。
由一群中国播客爱好者主办的PodFestChina交流平台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播客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高收入群体。
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8.5%的听众年龄在35岁以下，86.4%的听众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是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理由。文学、艺术和个人故事类的播客最受欢迎；34.7%的播客听众对政治历史题材的播客感兴趣。
开放、原创和坦诚是播客内容的普遍特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经济学人》表示，中文播客上讨论的话题不像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平台那样追求耸动。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播客节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务平台JustPod首席运营官杨一估计，尽管那些由大公司赞助和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播客数量正在增长，但中文播客90%左右都是非专业或独立运作。
美国一份发表于2018年的报告统计，中国的播客市场每年收入约为30亿美元。
杨一说，空间正在变小。他对《南华早报》说：“如果有人是为了想要自由发表言论才制作播客，那他们现在可以收手了，因为这样的氛围势必会在一年至一年半内开始消散。”
杨一表示，播客经营者普遍不是为了迎合了主流观众，而是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他担心，随着观众群扩大，商业化继续进行，播客空间将变得越来越拥挤。
除非播客某期节目因内容“出格”爆红，否则审查者一般不会过问，这给了播客从业者一些发挥空间。
但中文播客圈同时承认，播主们面临多重审查：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者和广告商审查以及政府审查。
新冠疫情让很多议题一下成为敏感问题，播客播主们平时已经很难拿捏审查尺度，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更是游走在审查部门的刀锋下。
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剩余价值》今年二月发布了一期题为《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内容是对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的采访，讨论疫情期间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问题。
主播之一张之琪2月19日在微博上宣布，《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她们立刻在另一个国内平台网易云也将这期节目下架，在苹果 Podcasts、Spotify 和官方网站上保留了这期节目。不过几天后，托管在美国服务器的《剩余价值》网站上的这期节目也已消失。该节目的支付宝账号也被“清退或禁止续签，不允许签约”。
《南华早报》说，剩余价值原团队现在经营一个《随机波动》的播客，节目上讨论的有争议话题全部围绕的是国外事件。
主播之一张之琪对《经济学人》说，她最关心的是接触到中国国内的听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VPN。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那就随它去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今年6月，Castro 和Pocket Casts播客客户端在苹果中国区的应用商店被下架。 澳大利亚的Pocket Casts运行者表示，苹果将Pocket Casts下架是因为受到中国网信办的要求。该公司说，播客应该作为一种开放的媒体形式不应该被当局审查。
Castro则表示，他们的产品被下架的原因是这一app推广过有关香港抗议的播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