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7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数年前还被批评是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在全球议题上态度急转，让西方人有种世界颠倒的感觉。
接近岁末，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演讲，再度扮演全球化守护者，和强调美国利益的川普总统对比鲜明。此时，习近平刚刚巩固了权力，成为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他一改过往中共领导人拘谨的形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在一些全球议题上更愿意担起领导角色。
进入2018年，距习近平达沃斯演讲几乎整一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香港的亚洲金融论坛上提醒中国，要成为有效、可信的全球化领袖，还需要有意愿认识和应对自身的问题。利普顿说，那样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并降低对产业政策的扭曲、产能过剩，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
利普顿称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需要加快稳定金融部门，持续努力确保金融不稳定不会危及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他说：“中国面临一个加速经济改革，确保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机会之窗。”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取得好于预期的增长，但决策层有意降低对未来增长的预期，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债务”。西方评级机构因此调降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从IMF、智库到经济学家、媒体，各方都在提醒中国，债务已经累积到危险的程度，需要严肃对待。
习近平和川普总统数次会面都相当“投缘”。首脑外交的正面作用在于缓和了双方紧绷的贸易关系。但这并没有让川普政府放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行动。接近岁末，在习近平成功巩固权力，中国决策者准备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时，美国贸易官员连番批评中国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侵犯和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并正式表示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
在美国看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插手过重，造成市场扭曲，令外国公司难以与受到补贴的中国公司竞争。
但是，即便债务和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威胁都指向国有企业，习近平却令人不解地强调要做优、做大、做强国企。
中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新时代”。
但是，中国经济跨进“新时代”，人们却对何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分歧。争论中截然不同的诠释无助于习近平政府向外界传递明确的政策走向。
在近日由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联合举办一个以“新时代”中国经济为题的研讨会。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说，中共十九大后。
“新时代”成了当红热词，她近两个月在论坛和讨论活动中表示，各方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大致有两种理解。
梁红说：“我听到对‘新时代’两种完全不同的的诠释：（一方认为）更基于市场，更多的改革，进一步的开放；另一方认为，它意味着更多的国家控制，以及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走向。”
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向世人展示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当时有许多观察人士判断，国有企业将成为改革的目标。在那之前，中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前总理朱镕基任内关闭了大量亏损国企。朱镕基的做法虽然引发了阵痛，但被认为是成功的。
但另一些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共继续向国企开刀可能性不大。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副院长包道格曾在2013年11月的一份政策报告中列出了几个令国企改革难以推动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国企是赚钱的，对体系的财政健康贡献程度虽然小但却十分重要；另一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包道格认为，这方面既要顾及党内保守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至少拥有一些“生产工具”，同时面对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即太子党大多从这些国企中获利，几乎无法从正面对国企背后的强大既得利益者下手。
五年之后，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中国国企得到了当局更为明确的支持。习近平提出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让很多人不解。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研讨会上，该智库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以翔实的数据，展示了生产率低下的国企得到国家更多支持。
拉迪说：“有证据显示，国家的作用得到显著扩大。国有企业得到的投资和其他资源在增长，资源使用效率则在下降。而这在金融领域造成了许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
拉迪说，金融领域的风险在增加；造成这些风险的并非私营部门，而是表现不良却从国有银行大量借款的低效企业。他指出，中国应该回到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做法，银行房贷更大程度上是由商业趋动的。
拉迪对中国改革国企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说，当局推出的项目中并不包括企业表现、混合所有制和兼并，所有这些在过去十多年都在减少，以资产衡量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
他提出几点改革意见，认为应该为引入私营公司清除障碍；兼并行为应该更多由市场推动，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兼并；还有就是让大量表现不良的企业破产。
拉迪认为，中国应该回归朱镕基时期的改革举措，像90年代末那样，让一些企业私有化，并强制关闭一些企业。他说：“过去五年国有企业有很大增长。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早已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需要对国企进行新一轮改革。”
参加讨论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秦晓是中共体制内的国企老总，曾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以及国务院下属的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之父秦力生曾在延安和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同为陕北干部。他因家世背景算是“太子党”，但他曾说过，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者，在太子党中与胡德平等人接近，认同普世价值，致力于推动改革。
谈及“新时代”，他说，习近平时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此前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相互冲突的政治遗产作出价值和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
在秦晓看来，“新时代”中国经济是处于新的政治时期的中国经济，重点要看新的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
他说：“关于跨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处于一个新的周期起点的激烈辩论。支持方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已经从7年持续疲弱中反弹，并已稳定在当前水平。”
但秦晓个人更倾向另一方的看法，即现在得出这样的美好结论为时尚早。持这样看法的人认为，支持方依据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如GDP增速、PPI和出口数据等，都是短期经济指标。他们认为，应该以其他根本和长期指标做出判断，包括产能过剩的市场清理、国企和公共部门去杠杆，以及用新的市场增长动力取代财政投入。
秦晓说，这些重要的讯号都没有显现出来。不过，他称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还是乐观的。
他说，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注入因素，尤其是依赖财政投入，而不是改进整个部门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公共债务高企，以及公共物资分配不足和不公。
秦晓说，这些问题在中共十八大时受到很大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改进，但仍需要长期和持续的努力。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谈及改革和增长时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行进。他认为有活力经济增长潜力仍旧未变。
他强调了全球治理的变化趋势，称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逐渐加大，到2025年时，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可达25%，按购买力平价计，可占三成。他认为，中国届时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将会有更大话语权。林毅夫说：“我认为中国如果有更大话语权，对于世界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