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的精子库库存告急，都在招募年富力强的男性。在上海，捐精者最多可获6000元补贴。湖北一家精子库几年前就以“捐精可获iPhone6S”为“诱饵”，广而告之说：卖肾买iPhone早就不流行了，捐精才是王道。不过捐精者要经过层层考核。除体检合格外，最近，北京一家医院把忠于共产党作为考察捐精者的先决条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这个星期开始向全社会公开招募20岁以上的男性捐精者。
排在首位的招募条件是：“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事业，作风正派，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任何政治问题 ”。 没有遗传病、传染病、无明显脱发和超重是排在其后的条件。
院方的招募广告没有解释将如何审查申请者是否“政治过硬”。
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异见人士、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听闻这个消息时， 以为又是哪个网友编出的段子，没想到确有其事。
“极其荒谬可笑，”他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革’ 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这句话不会陌生。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这幅对联，公开喊出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的人被称作“红五类”，就是所谓家庭出身好，政治背景优越的人。他们的对立面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的子女被称作“狗崽子”，在“文革”中饱受歧视。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文革”中的那一套固然荒谬，但起码还有其内在逻辑，即“存在决定意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比当年还要荒谬，”胡平说，“原来那套是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做出的推论，尽管很极端，而精子纯粹是个生物学的存在，和政治、社会毫无关系。”
他补充说，况且“血统论”是当年的中学生瞎胡闹搞出来的，如今堂堂北医三院的专业人士怎么能做出这么可笑的事呢？ 想必是为了在这个“什么都要姓党”的时代迎合上方。
旅美历史学者、作家遇罗文说，这种事情在正常人眼里是非常荒唐的。思想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遗传呢？但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出现这种事情倒是很正常，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现在中国真正掌握实权的人还是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因为‘文革’没有受过好教育，相信的也是共产党一贯执行的‘血统论’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这些把毛泽东看成神的人来说，‘血统论’就很合理。他们接受这一套，看不到荒唐可笑的一面。”
谈到“血统论”的话题，遇罗文有着切肤之痛。“文革”期间，他的哥哥遇罗克曾在他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发表《出身论》的文章，猛烈抨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前途的做法。
“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1967年4月，遇罗克的《出身论》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为“大毒草”。他被逮捕坐牢，1970年3月5日被枪决，终年27岁。
星期四（4月5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比尔·布里托斯将北医三院的这条奇葩捐精广告翻译成英文，发布在推特上，引来诸多网民关注。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网民调侃说。
“我们生活在卡夫卡时代，”另一位网民惊叹道，“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传出的新闻荒谬到难以置信。”
星期五，北医三院的微信公众号删除了之前的那条广告，重新发布的广告中，将那段冗长的“爱国爱党”条件改为“有爱心，有公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