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间的一些分析人士4月10日星期五在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简称CSIS)的一场有关亚洲局势的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对亚太地区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是喜不是忧
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简称IMF)中国事务部首席官员巴尔奈特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大约为6.75%，相比去年的7.4%，继续下滑。但是他说，过去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相比之下，目前的“低”增长更加稳妥，从这个意义上讲，“低”增长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积极的。
巴尔奈特说，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以贷款投资为主，中间产生了许多的薄弱环节，而“低”增长能够减少、或者说是修正这些薄弱环节，包括减低信贷、减少投资。巴尔奈特认为，架构性改革、包括加强金融领域的管控以及拓宽服务业市场之后，将有利于中国的就业市场，进而有利于民众未来收入的增加、从而带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消费。
与‘主流’意见相左
来自美国主要金融问题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在会上发言时，对巴尔奈特的说法表示赞同，说该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并不认为外界应当忧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将一发不可收拾、并将对国际金融市场构成巨大风险；不过，他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主任巴尔奈特以及他本人所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持的“外界不必担忧中国经济减缓”、甚或“中国经济减缓是喜不是忧”的看法，同目前国际间的“主流”、甚或在很大程度上的共识相左。
在谈到日本经济状况时，波森说，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要比外界所普遍认为的要好得多。波森指出，日本政府在经济架构调整方面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是成功地将大批女性成员、包括很多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纳入劳动市场，仅仅在过去两年里，就有60万名女性雇员加入到了日本的劳动大军，从而将劳动市场扩大了1%，并因此而在至少今后五年之内，抵消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减低而出现的负增长。
另一方面，波森认为，日本方面将在农业问题上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期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进展，而日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也将潜在地带动非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在谈到日元兑换率问题时，波森认为，日元目前仍处在健康的调整阶段，相比于过去很多年内日元兑换率过高的状况，现阶段的下跌是一个“再平衡”过程。
资本外流
总部设在新加波的国际咨询公司Centennial Asia Advisors的负责人Manu Bhaskaran在4月10日于华盛顿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并不是容易做到的，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他看来，一个随之而来的震动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投资人对中国的风险评估(风险系数加大)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亚太其他经济体的风险评估、即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家和经济体的风险评估系数也相应加大，其结果，他说，很可能是资本从中国以及亚太其他新兴经济体外流；另一方面，中国游客数量及其消费的减少，对一些亚太国家来说，影响将颇为可观；新加坡和泰国各自的旅游业收入，多达20%来自中国游客。
日本经济架构微调潜在影响巨大
在谈到日本经济状况时，这位专家说，像日本这样的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其在经济架构上的一些有步骤的调整，虽然一时看似不明显，但实际上，如果这些改革、调整的步骤得以持续的话，将潜在地带来巨大的影响； 德国10到15年前的调整以及之后所带来的效果即是一例。
与此同时，他说，日本人口老龄化、加上日本出于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的考虑而从中国撤出某些投资，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将意味着机遇。这位专家还指出，日本商界不是不想到东南亚投资，他们要考虑的是，东南亚国家是否具有适合投资、即投资能够有回报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
看好亚太地区前景
另一方面，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亚太部负责人贾斯帕尔·宾德拉说，标准渣打银行虽然总部设在英国，但是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意都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除了北韩之外，我们在亚太各国都有办事处。” 在他看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无疑在减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过剩以及投资减少。他也同意一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将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一些劳动资本更为便宜的国家。他说：“在中国，劳动力每个月的耗资平均700美元，这比起国际‘标准’来说，要低很多，但是在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这些地方，劳动力每个月的耗资还不到25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尤其是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制造业，自然流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他认为，日本人口的老龄化也将迫使日方将劳动力来源的目光转向海外。
乡村人口心理上已经城市化
从长远来看，这位分析人士颇为看好亚洲地区的发展前景，“世界经济的重心必定将向东移”；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是亚洲地区农业人口的城市化。“目前，亚洲很多地区城市化比例还不到40%，而未来城市化的比例一定会增加到60-70%。这其中的缘由，或者说是动力，不是说政府想要怎么样，而是人们‘内心的愿望’使然。”这位分析人士说，新型通讯工具、全球意义上的联通，帮助乡村人口对于外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而那些至今尚未城市化的乡村人口，从很大程度上讲，在心理上已经城市化了，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加、消费能力的增加，都将是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的时候，全球消费总量有28%来自亚太地区，到2030年的时候，预计全球消费有66% 将来自这一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