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领导层已将知识产权视为中国科技竞争实力的一个关键战略因素，在政策指引和官方授意下，中国科技企业借助国内外对其有利的司法环境，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诉讼中愈发主动。
知识产权诉讼 中国科技公司“翻身”作原告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越来越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成为原告方。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和技术中心亚洲知识产权项目高级研究员兼总监柯恒（Mark Allen Cohen）对美国之音说：“外国人在中国的案件中成为被告可能有增加的趋势……外国人在中国正被起诉，他们在某些你认为他们不会被起诉的领域被起诉——外国人在中国被起诉窃取商业秘密，被起诉侵犯专利，因版税支付问题而被起诉，因反垄断问题被起诉。”
柯恒强调，目前来自中国司法系统的数据不透明，不完整。他说，外国企业在华因知识产权问题被告上法庭可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日经亚洲新闻9月22日的报道援引业界律师的话说，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正在成为被告。报道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改革提高了最高赔偿金额度，增加了中国企业提告的决心。
报道引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说，中国2020年知识产权诉讼量是2016年的三倍。报道说，2020年，中国一审法院共审理了28528起涉及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比上年增长28%。版权和商标类诉讼也在激增。
专利各项类别中，发明专利的价值被视为高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这两种专利类型，也更能代表创新实力。
早在十多年前，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在专利诉讼案件中赢得有利判决。温州中院在2007年对中国输配电企业正泰集团诉法国施耐德低压小型断路器专利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原告方正泰胜诉，判施耐德赔偿人民币3.3亿元。这起案件被中国媒体称作“中国专利第一案”。2009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施耐德向正泰集团支付了1.575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通讯技术行业、人工智能（AI）等新一代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其随之掌握的专利优势开始成为中国企业状告外国对手的一门常用武器。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一家名为“小i机器人”的科技企业从2012年与苹果公司陷入专利纠纷。这家正式名称为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指控苹果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Siri侵犯其AI技术专利，求偿100亿元，并在今年9月在上海一家法院提出禁令申请，要求法院禁止苹果在中国大陆销售iPhone手机。
联德律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到2019年，中国法院受理的标准必要专利（SEP）诉讼中，外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的案件占41.25%，中国实体起诉外国公司的案件占33.13%。
与此同时，在华外国企业起诉中国公司的数量也在增加。
中国知识产权专利数据资讯提供商知产宝（IP House）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间，外国企业专利诉讼总量连年递增，发明专利案件量最大。美国企业在华专利诉讼量居首位。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美国企业占比27%，其次是日本、韩国和德国，四国比例高达75%。
中国公司海外高调“告洋状”
在国外，中国科技企业也展示出更加积极的诉讼姿态。
2020年2月，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起诉美国通讯运营商威瑞森（Verizon），指控该公司未经授权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和视频通信等领域使用了十几项华为专利，要求赔偿和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今年7月，华为与威瑞森同意就两起专利侵权诉讼案达成和解。
此前，华为2016年在美国和中国两地提告，指控三星电子未经授权使用华为的4G通信技术。2019年，两家公司达成和解。
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丹.哈里斯（Dan Harri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对与其有纠纷的美国公司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法律途径，“这显然是一种新潮流”。
“中国技术威胁”（China Tech Threat）网站共同创办人罗斯林·莱顿（Roslyn Layton）对美国之音说：“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对（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非常生气，当然他们损失了很多收入，所以他们正在使用专利诉讼作为一种赚取收入的策略，我对这并不感到惊讶。这并不总是奏效，有时公司这样做也是为了挽回颜面，试图向股东表明他们正在抗争。”
她说：“对我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旗下的国际知识产权数据咨询机构Darts-ip的统计，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专利侵权起诉的最主要战场是美国，然后是台湾、德国和韩国。在美国，华为、中兴、联想和TCL是提起专利诉讼最多的中资企业。
Darts-ip的数据显示，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在2016年升高到30多件，随后在2017年有所下降，但从2017年开始，诉讼案件数量连年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案数量也在提高。2020年，在发明专利侵权类别案件中，美国公司就在中国提出了60多起诉讼，中国公司当年在美国提起的类似诉讼不到20起。
Darts-ip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诉讼中，涉案数量最多的公司排名前五位中，华为、中兴这两家中国公司占了两位。其余三家公司是韩国三星、美国苹果和AT&T。中国公司在这些专利诉讼案中多为被告。（华为在其所涉案件中37%的情况是原告，中兴作为原告方的案件比例只占24%。）
莱顿对美国之音说：“一般来说，许多科技公司都会利用法律制度寻求获取从一般直接谈判过程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
莱顿说：“美国对专利所有者有很多保护，这些保护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的。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趋势是，中国律师在如何进入美国法律渠道方面变得非常聪明。他们并不总是赢，但他们肯定会像美国公司一样熟练地运用法律制度。”
她同时表示：“要像在美国那样获得法律救济、想去中国获得同样的保护是非常困难的。”
习近平鼓励中企敢打专利仗 中国法庭“跨境禁诉”愈发主动
中国企业在境内外高调对外国公司提起诉讼的同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也开始明确，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中外经济和科技竞争的一门利器。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今年三月宣布，中国2020年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连续第二年居世界首位，专利申请数量为68,720件，美国为59,230件。
WIPO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年增长率为16.1%，美国则只有3%。中国在2019年首次超越美国跃居榜首。中国华为2020年连续第四年蝉连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单一企业，韩国三星电子排名第二。
另据日经亚洲新闻与东京的研究分析公司Cyber Creative联合调查显示，全球6G通讯技术专利申请中，中国实体占40.3%，美国以35.2%的比例落后。
虽然中国专利的“含金量”和实际应用能力仍然可能逊于欧美国家，但分析认为，中国国家支持龙头企业在通讯技术、人工智能能新型科技领域近年来积攒的优势，未来将在海内外的竞争中凭借知识产权和专利诉讼另辟蹊径。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的有关提告中国企业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指示。这篇在2月1日发表的文章说：“知识产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国际争端的焦点。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印发今后1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25年，使“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元”的目标。
在这样的“国策”指引下，法律专家认为，中国的法院也开始变得更加激进，快速判发“禁诉令”，中国的诉讼当事人也变得更加活跃，这明显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授意。
所谓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就是禁止当事方在某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命令。中国法庭近年来“流行”的禁诉令，以跨境方式禁止外国公司在全球任何地方通过提起法律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
《华尔街日报》本周一篇报道统计，自2020年以来，中国法院在四宗重大案件中发布了跨境禁诉令，其中的三项禁诉令裁决都有利于中国通讯技术公司：华为、小米和广东步步高；另一项禁诉令所涉当事方均为外国企业（韩国三星和瑞典爱立信）。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柯恒说：“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一直以来的态度都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过去就有很多对策。其中一个对策就是快速下达禁令。另一个方面是缺乏透明度。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策略的升级。”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司法体系近年来频繁对中国科技巨头的外国竞争对手发出“禁诉令”，客观上保护了那些受到外国企业指控的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有关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301特别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例如中国法院发布广泛的禁诉令”。
例如，在中国小米对美国InterDigital一案中，武汉一家法院裁决禁止InterDigital在与小米的官司结束前在中国境内外起诉小米，否则将面临每周100万美元的罚款。
柯恒说：“中国法庭不是完全独立的。我认为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现在中国的领导层说，应对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很重要，所以局势有所升温。”
中国法庭是否偏袒本国企业？
在一些熟知中国司法环境的从业者看来，外国企业在中国法庭是否会得到公平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案件的敏感度。
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对外国公司，中国法院也往往相当公平。我的意思是，在一场诉讼中，如果我生产袜子，中国工厂起诉我（要求赔偿）20万美元，中国法院很可能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因为他们不在乎。中国政府对这起诉讼也不会关心。即使中国政府真的关心，他们只是想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法律体系健全。所以在这种诉讼中，你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决。”
“但如果我是一家尖端半导体公司，我在中国卷入了一场知识产权诉讼，中国政府就会非常关心，而外国公司不会得到公平的裁决。”哈里斯说。
哈里斯补充说道，有时美国公司不熟悉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应对案件时准备不足，有时的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规（例如美中法律对商标注册原则不同，美国实行“使用在先”原则，中国实行“申请在先”原则）。
而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诉讼的获胜比例与其他申诉方相比几乎不相上下。Darts-ip 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原告方在欧洲知识产权诉讼中获胜的概率是55%，略低于非中国原告57&的胜率；但在美国，中国公司提出侵权起诉的获胜比率有60%，高于其他诉讼方57%的胜率。
“中国科技威胁” 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认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司法体系公平、透明的环境。她说：“我认为美国的制度太慷慨了，因为比起其他国家，在美国提起诉讼非常容易。”
莱顿说：“我还认为，如果你像华为那样在实体清单上，你就不应该那么容易地运用美国的法律制度，你就不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因为做错了事，造成了伤害，所以你不应该享受那些信誉良好的公司所获得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