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发表文章，强调中国要强盛就一定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之后，官方媒体连续几天强力造势，称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牢牢地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产业链之后，中国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在生产端扮演一个加工制造者的角色，而企图取代美国，引领对改写未来至关重要的科技创新。
中国目前虽然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制造商几十年来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了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但是现代经济中的几乎每一个新兴产业、一次次颠覆性的发明创造都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根本无缘。中国人还在幻想嫦娥奔月的时候，别人已经在月球登陆了。中国人盼望家里有一部电话的时候，别人已经有了手机。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总裁罗伯·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说，中国已经意识到，其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突破科技创新关键的阶段。 他说，中国虽多年来一直说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但直到最近才真正感到了紧迫感。
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之后，习近平政府才真正决定，中国急需排除科技领域的软肋，美国的限制措施给了习近平很多加速发展科技创新的动力。”
创新领先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本月初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申请数高达6万8千多件，同比增长16.1%。
除了专利申请外，该组织的统计还显示，中国目前已经在多项关键产出指标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其中包括创意产品出口、和无形资产分支柱。 该组织称，中国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创新领先者的地位”。
中国官方的国家统计局称，中国目前有400多万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有全球最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最大规模的人才体系。
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国最近在两会期间提出GDP的增长目标为6%，而根据此前公布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年均增长将达到7%，这意味着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将高于GDP的增长目标。
科学论文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日本政府的一篇报告说，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由于每年论文发表数量有明显波动，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文部科学省科技与学术政策研究所以3年平均进行计算，发现中国在2016到2018年平均的论文篇数为30万5927篇，超过美国的28万1487篇。
在高质量论文方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的数量仅以微小的差距排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2位。中国高质量论文占世界份额的31.4%，美国占32.9%。
中国的企业虽一贯以“山寨”著称，但有观察人士指出，在某些产业、尤其是移动业务的某些方面近年来似乎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一些西方科技公司大公司也会从中国企业那里寻求创意。
中国挑战前所未有
自工业革命以来源源不断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人类生活的巨变，也正是科技创新优势奠定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领域领先的基础。
中国一组科学家曾早在2009年制定出一份旨在引领世界创新的路线图。一份由300多名科学家历时一年多研究形成的路线图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的前夜，在今后的10年至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和智能为特征的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必须及早准备。
此后，中国又在这一路线图的基础上，确定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曾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中任职的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在科技创新领域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他说，面对挑战，欧美国家政府几乎没有作出有力的反击，维持自身的创新优势。他说：“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将输给中国。”
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两党议员去年曾共同提出一项名为《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旨在通过增加对未来技术的投资来巩固美国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该法案拟在未来5年内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十大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
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卡尔·弗雷(Carl Benedikt Frey)曾在《技术陷阱》一书中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全面审视了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史。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利于创新，而美国具有创新文化方面的优势，但两国间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或会越来越激烈。
弗雷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19世纪、上一次的大国角逐中，英国和德国全力清除各种科技创新障碍，现在的美中对峙虽可能也会令两国创新加速，但大国之争的结果或许绝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欧洲前车之鉴是两次世界大战。
制度扼杀创新
尽管中国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并声称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造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资源的制度优势，但多年来批评人士一直指出，中国对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体制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致力于创新经济研究的组织“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肯尼说，毫无疑问，没有公平和开放的社会很难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不是说这是一个零和的概念，不是说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中国就不会有创新，但是事实是“中国不是像世界一些其他国家那样开放，这很可能是中国拥有更多创新能力的一个障碍。”
中国媒体去年报道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曾对中国的监管制度提出批评，说中国的监管体系扼杀了创新。
牛津大学教授弗雷说，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更加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压制思想观念的流通，这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创新技术的领导者。弗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虽然中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飙升，但是中国仍然大量依靠国外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他举例说，在中国，各级政府虽然都很重视创新，大力奖励发明专利，但是很多都是重复申请。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光看申请数量，好像都飞涨冲破屋顶了。地方政府也鼓励申请，设定目标。”他举例说，一项专利可以被分成十份申请。虽然实际上涵盖的都是一项技术，但是数字看上去漂亮。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专利中“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当花瓶，圈项目的钱”。
政策殃及全球
阿特金森所在“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的体制不仅限制了国内创新，其很多政策还严重打击了外国公司，令发达国家总体的创新能力开始下降。这篇报告指出，有关中国经济崛起影响的辩论往往集中在就业问题上，然而对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远远超过就业。
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屡试不爽的做法是，以政府的大量补贴支撑起本无什么创新能力、也不愿对研发进行投资的公司去抢占市场，以大批廉价产品造成产能过剩，令欧美公司利润下降，业绩下滑，被迫削减研发经费。
他对美国之音说：“结果这些公司研发越来越少，创新越来越慢，整个的创新体制也越来越迟缓 ，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在创新方面落后的公司反在跟更具创新能力的外国公司竞争占了上风。”
近年来的一系列统计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投资逐年增加，但企业本身投资甚少。在对2500家公司去年度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了汇总后，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2020年工业研发投资排名榜(The 2020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欧盟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公司在很多领域占有市场主导地位，但在全球研发投资前五十名公司中仅有三家中国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