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媒体、与民众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正通过各类途径对加拿大施加外国影响和干扰，涉及政坛、商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同时，还对生活在加拿大的华裔异见人士进行监控、威胁与骚扰。
加拿大联邦议会的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CACN）就此举行了听证会，受邀的证人中包括了来自香港、维吾尔族、藏族机构的代表，也有非政府机构代表，以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及情报委员会成员。
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大卫·马尔罗尼（David Mulroney）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时表示，各种证据给加拿大敲响了警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应该开始警觉。
他说，试图对加拿大施加影响力的国家很多，但目前状况下，中国是最规模最大也最令人担忧的。加拿大必须开始采取行动了。
担心中国影响与干扰
加拿大香港联盟（ACHK）执行总监王卓妍（Cherie Wong）接受美国之音中文访问时表示，五月底，ACHK发布了一份长达40多页的调查报告，详尽列举了中国在加拿大无孔不入的各种影响力和干扰。
这份报告的标题是《一目了然：北京在加拿大不受限制的外国影响网络》
（In Plain Sight: Beijing's unrestricted network of foreign influence in Canada)，当中列举了"中国影响力"的七大方面：政坛影响力、捕捉精英、监视与骚扰侨民及异见人士社区、信息与叙述的战争、学术影响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的脆弱、国家安全以及统战部。
在每一个方面中，报告撰写者收集了媒体的报道，部分当事人证言，以及情报机构的总结，分析了中国政府使用的手段，以及影响力波及的重要领域等。
王卓妍表示，这份报告其实是非常简洁，提出的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过，我们的报告附上了很多参考资料、信息，从我们的研究结果，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这就是加拿大面临的中国影响力。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此有所警觉，采取行动，加以预防和阻止。
出席听证会的加拿大保守党联邦议员赵锦荣（Kenny Chiu）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ACHK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审视中国影响力的角度，而报告中提及的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力和干扰尤其令他担忧。
他说，因为报告涉及的其他的几个方面，最终都要落实到决策者身上——在加拿大，就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联邦、省、市议员、以及学校局委员等。他们负责制定法律，如果他们受到了外国影响，后果相当严重。而要改变或者预防这个局面，关键是联邦与省市层面一起合作。
在信息战方面，报告分析称，中国近年利用软实力，以更加聪明的方式通过国家媒体网络和流行社交媒体如微信和微博，在加拿大宣传其意识形态，在重大社会与历史关注事件上进行舆论引导甚至叙事重塑。
对此，王卓妍认为，加拿大政府缺乏对华裔社区的投资，比如针对中文媒体或者中文学校，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可以令社区接收到真实信息，免受中国政府操控下的媒体或自媒体影响，我们需要建立社区抵抗力。
此外，在对侨居海外人士以及异见人士的监控和骚扰威胁方面，参与听证的几位证人都讲述了自己受到骚扰的亲身经历，从网络攻击骚扰，到现实中杯葛他们的活动，现场骚扰，到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骚扰。有异见人士很久都不敢和家人联系，以避免家人受苦。
王卓妍表示，这类的骚扰通常利用了加拿大法律的灰色地带，它不是目前加拿大的刑法可以处理的。
而加拿大的安全情报机构和警方也一直承认，针对外国势力在加拿大威胁骚扰异见人士，他们能够使用的法律工具有限。
中国的目标
2019年，大卫·马尔罗尼曾发表分析文章《让光明照亮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Shining a Brighter Light on Foreign Influence in Canada》，当中有一部分特别提及中国。
他分析说，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它在“国际上的野心、自信、和侵略性也随之兴起”。
王卓妍认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就意识到海外侨民和异见人士的作用，并开始加强针对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的控制。
在他们的报告中，特别提及中国的统战部，认为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发展得更加隐密和聪明的组织。
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们普遍担忧，中国针对异见人士的监控骚扰是为了恐吓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加拿大，政客、媒体记者、或者社区有影响力人物都因为害怕得罪中国政府而不敢发声，这就破坏了加拿大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蒙特利尔种族灭绝与人权研究所的执行总裁凯尔·马修斯（Kyle Matthews)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成为二十一世纪网络科技的领导力量，继而实现“数码极权主义”的野心。
他表示，在疫情期，中国利用网络更具倾略性针对民主国家，加拿大必须联合盟友，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加拿大行动迟缓？
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近来曾连续报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继续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
加拿大的教育属于各省管辖范围。上周，阿尔伯塔省政府宣布，停止本省的大学科研机构与中国的合作。而东部省份魁北克省也暗示考虑采取类似措施。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将会在六月底出台“加拿大大学与外国合作指导纲领”。
联邦保守党议员赵锦荣形容说，加拿大人太良善，有时候有些幼稚，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容易相信他人。但现在的状况是，我们面对强有力的但动机不明的外国政府，加拿大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
大卫·马尔罗尼分析说，加拿大目前针对中国的公众舆论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政府还没有就政策进行调整。或许他们在私下对中国有所担心，但公开场合言论依然非常小心。但如果你不能清晰地发出信号，民众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变化。
最近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持好感的加拿大人比例仅为15%。
同时，加拿大还面临因为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以及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迈克·斯帕佛，带来的与中国外交关系紧张。
而加拿大发起的“禁止任意拘押外国人倡议”，以及议会通过“确认中国在新疆推行种族灭绝“的决议也大大激怒了北京。
“澳大利亚模式”
在加拿大香港联盟的报告中，提出了四项项建议，包括制定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以及外国影响公众委员会，支持加拿大研究以及知识产权，增加对加拿大少数族裔社区资源以及基础建设投资，以及保护加拿大数据和用户信息。
受访的嘉宾都不约而同提及了“澳大利亚模式”。这个模式包括，政府立法，在涉及外国影响力的案子上，给予警方更大的调查和执法权力；通过了《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为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游说的代理人要进行登记，增加透明度。
加拿大目前针对外国利益以及企业利益的法规包括《游说法》和《 游说者行为准则》，也有严格针对政治竞选献金的法规。在2006年，还通过了《联邦问责法》，令联邦政府运作更加透明。
但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大卫·马尔罗尼的分析文章称，目前的《联邦问责法》不足以包括所有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代理人。
文章说，曾在政府权高位重的人，包括了前部长或总理，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利益。在加拿大，这样的人常常继续发挥影响力，自由频繁地与现任高级官员建立联系，公开谈论重要的国家政策问题。加拿大允许个人自由代表外国政府和集团，但是，这需要在公开透明机制下进行。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把个人的专长，你在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服务时积攒的经验和关系网拿出来做交换，你需要公开来做这件事。
今年初，保守党议员赵锦荣提出了一份个人法案《外国影响力登记法, C-282》，这个法案主要针对联邦政府的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枢密院官员，如果离职后为其他外国政府或企业游说代言，需要进行登记，一切放在阳光之下，完全公开透明，让民众和媒体进行判断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合理合法。目前，这一法案通过了一读。
他表示，该法案也是受到澳大利亚类似法案的启发。尽管这项个人法案是否可以最终通过三读，成为法律，目前还不确定，但这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