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贞为《南华早报》5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
任美贞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
“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 她写道。
30多家上市国企集体姓党
去年10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星期一（8月1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
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做法尤为明显。比如，按资产计算为世界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在6月底召开的股东年会上通过了修订的公司章程，其中包含这样的条款：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2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董事长、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
其他香港上市国企，包括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中石化、众多钢铁和能源集团等也都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30多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国企、私企到外企，镰刀斧头从未缺席
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
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
“国有企业中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 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唯一一次不同的是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
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紫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
“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是响应习近平号召，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程晓农说。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 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 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
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程晓农说：“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WTO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调整，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西方也多少有点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 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
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白纱揭掉还是红布”
“共产党原本有一层纱布罩在上面，现在把纱布揭掉了而已，”程晓农说，“说白了就是大家是相信那层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 香港时评人练乙铮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的。”
程晓农认为，设不设党委对于这些进入香港的红色资本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对于投资者也不会有影响。
“不管是外国公司，中国股民还是香港股民，他们认的是钱，不是党政，所以不管公司总经理有没有党员的资格，对他们来讲，他们只关心一条，这个公司能不能多捞钱，”他补充说，“当然在中国，是党员比非党员捞钱的机会多一点。”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
香港记者任美贞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她仍然感到忧虑。她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