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应以改善民权解决分配不公

近年来，中国的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都关注的焦点。

*官方意识到贫富悬殊危险性*

从5月17日到6月7日，中国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连续推出4篇“社会财富怎么分”的系列报道，对政府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却不断下降以及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以分析，探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等议题。报道援引的数据显示，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多的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而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少的人”才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政府和企业收入增加，居民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 ，农业占GDP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垄断行业利润过高，而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工人农民贫困是因权力贫困*

不过，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社会学家和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在分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时表示，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

他说：“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是由我们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造成的。比如我们的土地制度是不利于农民创造财富的，对农民来说不是一种资产，土地随时被剥夺。比如说我们的金融体制，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的，一些大的银行必然只给大企业、国有企业贷款，不给中小企业贷款，更不给普通百姓和普通农民贷款。这样就使得普通百姓的融资没有了渠道。所以，中国的创业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再就是我们垄断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全国人口的8%左右，但工资却占全国的65%以上。垄断的国有企业将全国的财富都输入了少数人的口袋。”

坚持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的胡星斗教授表示，只有建立民有的体制，才能从本质上缓解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他说：“它是一种特权垄断的体制，不是一种民有的体制，无论是土地、还是金融还是企业。这种体制当然是不利于老百姓富裕的，那么那种中产阶级也不可能发展壮大，橄榄型的社会分配当然就没办法形成。”

胡星斗表示，目前讨论和推行的一些方法只能在某些程度缓解问题的严重性，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贫困是一种权力贫困。

他说：“我认为，工人农民贫困主要是一种权力的贫困。如果不从改善权力分配这个角度来改善财富的分配，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目前中国的劳动者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劳动者的所得恐怕只有资本所得的1/3左右。向瑞典这些国家，资本所得只有劳动者所得的1/3，和中国正好相反。还是要通过改善民权来改善民生，也就是要让工人有话语权、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甚至还有选择人大代表的权力等等。”

中国近年来地区、行业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红线，甚至超过了0.5。分析人士表示，这表明财富过渡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处于可能会发生动乱的危险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