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四、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中国历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几个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际遇到异族入侵而灭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苏联全力扶持下战胜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前苏联更是在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内外压力煎迫之下而崩溃的。因为这些历史经验，中共政府一直都将外部力量对中国施加的影响称之为“和平演变”，从2005年起改称“颜色革命”，加以严厉防范。与周边9个国家的领土纠纷，虽然有些摩擦，但双方都知道不太可能引起全局性冲突。
我多次说过，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演变趋势，必须考虑国际因素这个变量。这种“和平演变”当然有，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中共实属体制性过度防范。事实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与前苏联时期完全不同。据前年的数据，全 球现在共有168个国家与中国有经贸投资关系：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共的投资、依赖中国对本国矿产资源的需求、援助等；发达国家如美、欧、加、澳需要与中国多方经济合作。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非前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状态（当时前苏联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贸易来往与经援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任何一国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都会陷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之境。几乎让所谓经济制裁无从入手。且不说从2009年以来指望中国救命的欧盟，就以中国视为外部势力的总头目美国来说，也从来不是中国政府渲染的“敌对势力”。
1、美国对华政策的八字方针
美国自从基辛格主掌对华外交开始，经过20多年交往，终于磨砺出一套对华政策理念，并被浓缩为八个字的务实方针，即“接触、合作、影响、改变”，收缩性极大。比尔·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将这一原则定为两条主线：经济往来为主，人权为辅，此后这一原则从未改变，只不过有时候主要是“接触、合作”，在可能的时候施加“影响”，比如向中国派出许多非政府组织（NGO），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接触一直是双方所需，合作关系经常变化，有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有时候是“战略伙伴”，但“改变”中国的作用甚微。（见何清涟《美国减少外援 牵动国际政治神经》，VOA，2017年3月17日）
美国试图影响、改变中国的实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国的各种NGO。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与江泽民治下的中国出现过一段短暂的“蜜月”。克林顿时期伊始，美国确定人权外交方略，合作主要是通过NGO组织进行，以美国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各种各样的NGO先后进入中国。
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个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1万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GO，约占总数四成。美国显然是希望通过大量NGO进入中国开展“接触、合作”，达到“影响、改变”之目的，因此选择的中方合作机构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种机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这一事实。
安子杰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资料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中国的学术机构都是官办）、政府部门、官方NGO的资金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但这种受控制的“合作”近年来也被迫中止。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为国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讲话之后，国安委部署摸底调查在华境外NGO，制订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软硬齐来，最终让7000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GO在中国无法生存。
2、美英两国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对以往这类项目的评估是：“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鉴于奥巴马总统留下20万亿美元巨额债务，新政府将削减开支，国务院的预算据说将缩减三分之一，所有援外项目将受到新总统和国务卿的仔细审查，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
中国正好属于“产权不清、法治不倡、高度腐败”的专制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援助极可能被停止。中国国内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并火爆网络。与此同时，另一条重大消息，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017年1月26日在美国费城演讲中提到，由于英美对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干预失败， “英美干预主权国家并试图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话其实是正式宣告英美将终止向外推广民主化的政治努力，本应引起世界关注，却被大多数英美媒体与中国政府忽视了。
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防范打击，可以称之为“体制性过度防范”，指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干预“解放中国人民”，当然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让中国自身来解决。
五、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共政权什么时候崩溃，而是一旦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重建能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还关系到中国周边国家的稳定。
对中国来说，有些问题可能通过民主化得到解决，比如政治权利问题；但有些问题在民主化之后还会继续严重困扰中国，如同中东北非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样，比如失业问题。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还多出一些自身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人口十倍于那四国人口的总和。
仅举三项最基础的资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有多脆弱：
201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约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
中国大陆人口13. 8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 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国人口（2013年）其计1.22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四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产生了ISIS，叙利亚至今仍处战火之中，其余三国亦未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高失业依旧，大量无业可就的青壮年人口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的难民潮淹没之下的欧洲大陆已经丧失了安全。
有“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在前，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再发生什么导致社会严重失序的革命。这就是奥巴马做了两任美国总统，持续干预中东事务，却认定“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的原因。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承诺过，他当总统之后，对外将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而他也是这么做的。
六、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解决自身问题？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更是彻底颠倒社会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暴力革命；
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
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这方式早就成为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主流方式，欧盟持续扩大债务上限、美国发行国债都属于这一类别。
在三种解决危机的方法当中，第二种方式，即对外扩张，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远非对外扩张、只是输出过剩产能的“一带一路”计划本来深受不少国家欢迎，但一听说中国将用本币（人民币）对外投资，各国热情立刻消减；近年来通过货币量化宽松及财政扩张政策加大政府投资，算是实施第三种方式，但最后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加大了金融风险，目前正在加大整顿力度。
在官方意识形态将近70年的持续培养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第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念最为贴近，几乎天然地会选择第一种。
中国30多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
也就是说，当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当中有三根倾塌之时，中共维系极权统治只会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强管制。这种政治逻辑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财政危机，底层的暴力才有获胜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乱中，离权力最近的军事力量接管。在多种可能中，中国成为“失败国家”的可能性并不很低。根据现状推演，这种全局性的财政危机大概在最近的10-20年内不会出现。这一时段之后，则超出了逻辑推演的范围。
以上分析，只是我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并非本人对第一种方式有偏好。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现状，让社会各阶层都活得焦虑或痛苦，没有谁得到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