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成为中国各界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此后的38年里，中国在经贸、公民社会、媒体方面的开放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通过了严苛的外国非盈利组织法，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也感觉到日子并不像原来那样好过，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公司的模糊态度使很多公司束手无策。中国的开放之门难道关上了吗？
6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名为“中国的门关上了吗？”的座谈会，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三个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个领域对外国力量的态度。
外国公司 几家欢喜几家愁
据美国商会今年年初的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所处的商贸环境进一步恶化。参与统计的496个美国公司中，有77%表示与去年相比，他们感觉到处境更为艰难，而有57%的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挑战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规执行的无规律性。
美中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副总裁欧玉琳(Erin Ennis)表示，很难对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态度一概而论。在某些领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是持欢迎态度，原因是这些外国公司带来了就业以及创新和研发，这是中国希望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科技和服务行业，虽然政府口中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却利用监管规定来限制外国公司的运作。她表示，现在中国政府表现出偏向国内企业的强烈趋势。
欧玉琳说：“这些模糊不清的信号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事情，因为看起来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确实偏向国内公司。所以说，政府口中说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我们看到执行情况有所出入，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有政策层提出希望以报复性手段还击，即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运作。欧玉琳表示，这种想法表面上听起来不错，其实里面涵盖很大的隐患。
她说：“如果我们采取限制，中国方面极有可能有更大的回应。我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惧怕中国的回应而不采取行动，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如果采取报复性限制，实际上我们就应证了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发出的信号，我们不一定想要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欧玉琳补充说，中国政府现在行动的最优选择就是明确改革与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对外国公司投资运营的态度。而如果中国希望这样做，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是最好的时机。
NGO蒙受寒冬 但重要性与日俱增
在法律环境方面，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两年内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今年四月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管理法规定，警察将有更大权力监管境内的外国NGO，境外NGO必须要向警察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复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
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副主任谢世宏(Shawn Shieh)表示，相比起过去，最近两年各类NGO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办公室被关闭，也有一些员工遭到关押。但他表示，特别是在这个新法层出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至关重要。
谢世宏说：“非政府组织在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给社会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和培训，特别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机构和立法人员提出申请和提议，如何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规章是否得到实施。”
他同时表示，法律从制定到真正实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这些法律被实施的方法是可能改变的。他预测在今后几年中，将看到实施这些法律的中国机构中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疑惑。
中国劳工通讯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来与有关当局互动，“与其硬碰硬，我们并不是每一场仗都会打，我们是有选择的”，谢世宏说。
媒体受控 美国当更有力回应
外交政策杂志的亚洲主编费希(Issac Stone Fish)表示，就大环境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主要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这种集权来管控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方面。
他说，中国政府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对一些外国记者拒发签证或遣送回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能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以回应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敌对态度。
对外装上纱窗
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都表示，虽然近两年大环境有所恶化，但是他们仍对外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主持讨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长戴博(Robert Daly)说，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苍蝇蚊子也是会飞进来的。开窗的目的是为了室内更有生机，而不是为了接纳苍蝇。”
戴博说，现在中国是安上了一个纱窗，选择性地接受外国的影响。中国同样还是能够接受外国的新鲜空气，但是再也不用接纳所谓的“苍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