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机关为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组织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法，至今夏季治安“百日行动”共抓获逾140万名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场历时三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理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
在9月28日的“百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仇保利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
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二十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
顾国平说：“在电话或微信讨论到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马上上门把人带走，把你弄到黑监狱软禁起来，很多上访人士都被关在度假村等黑监狱。以前的话，当局会在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把人拦下来。现在他们更进一步了。”
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顾国平则认为，维稳才是“百日行动”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局就二十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了硬指令。
上海公安据报加强监控异见人士
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今年（当局）维稳到了怎样一个程度呢？就是每一个访民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察，如果访民到了北京，警察就要下岗。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警察拼命要把人控制在当地，不能让你到北京，一旦你到了北京，他就要下岗了。”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制定指标。140多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数字，但以行动的规模而论其实在情理之中。
陈道银说：“1949年以来一再出现类似的‘政法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场运动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的。即使刚开始没有硬性的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持续。上面会给下面下达指标。100多万人放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一个省也就抓五万人，也就不多了。”
学者质疑百日行动法理依据
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把一百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
陈道银说：“可能就是一些所谓的小混混、黑社会，很多异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都被纳入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这个框子里面来，因为当局既然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类人士对于社会治安恐怕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运动式执法与依法执法是有冲突的。依法执法讲究的是程序、证据。运动式执法的话，苗头要早打早抓。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
陈道银表示，既然当局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滥捕、滥抓也就不足为奇。
陈道银说：“我们不能说它（当局）是有意识地去乱捕乱抓，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标压力，它可能会对执法部门或具体执行部门造成压力，也就是‘应抓尽抓、应捕尽捕’，因为尺度不是你掌握的，程序上不严谨，执法的尺度就比较灵活，就不是我们从一个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应作出的判断。”
革命党又回来了
本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陈道银说：“特别是这五年以来，我们很少再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在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是）这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开放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像革命党那样去做事了。所以后来就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这种提法，但是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也就是革命党又回来了。”
河北唐山今年6月的烧烤店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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