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
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元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GDP)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五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四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
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GDP的50-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四倍。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史剑道说： “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最大的问题，企业债务才是最大的问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埋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 史剑道说，“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元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GDP)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五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四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
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GDP的50-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四倍。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史剑道说： “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最大的问题，企业债务才是最大的问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埋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 史剑道说，“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