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外界对本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公布改革蓝图。不过，习近平当政以来，在政治改革上，特别是中国是否要推行宪政问题上，似乎发出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号。与此同时，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在倡导和争取宪政改革，并积聚了相当的社会力量。那么中国会走上宪政之路吗？请看VOA 卫视《中国大变革》系列报道第四集。
2012年12月 4 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距离他被确立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不到几个星期。他还说，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并表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再加上他在上台之初以南巡的行动来矢志贯彻邓小平的改革，让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充满希望， 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将中国逐渐引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
宪政与法治，是一九八○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向往的梦想。
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说：“从宏观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已经走到很前面了，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80年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童之伟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经济问题不从政治改革入手已经难以解决。他举例说，中国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的GDP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维稳等公共开支，而不是用于民生的改善。中国财政部2011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为5490亿人民币，超过当年的国防开支。他说，如果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法治和民主，维稳等公共开支会大大减少。
童之伟是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倡导者，这个理论以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为前提，对共产党的权力做出某些限制，并保障民权。
他说：“我个人的主张是承认这个事实，不挑战它（中国共产党）执政在宪法上的正当性。我们就是要落实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的。”
他说，根据现行宪法，在选举制度、限制执政党权力以及司法独立方面都有相当的改革空间。
另一位宪政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认为，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的改革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改革方式，现行宪法提供了一个起点。
张千帆说：“我觉得我们的起点是共同推进现行宪法的实施，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对宪政的障碍，但是，我们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克服， 因为我们毕竟需要一个起点。”
他认为宪政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必经之路。他说：“因为没有宪政，任由既得利益去剥夺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只会越来越走向黑暗，我们的公共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很多关系到人民的基本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方面会进一步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会进一步导致公共利益的被剥夺。”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多的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等，张千帆认为这都是因为没有实施宪政的结果。
中国还有一种宪政派认为，中国应该推行西方宪政，实施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看法以北京大学另一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代表。
不过，不管是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宪政派还是主张西方宪政的宪政派在２０１３年的新年却遭遇了当头一棒。2013年 新年，自由派的《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中国梦、宪政梦》被篡改。那次封杀后来遭到民众的抗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说：“《南方周末》想把习近平的两个概念变成一个，‘中国梦’就是‘宪政梦’。这实际上是符合习近平讲话的一个理念的。 一方面，习近平提出要落实宪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梦，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应该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结局，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这说明官方是希望将这两个概念分开，‘中国梦’是‘中国梦’，不是‘宪政梦’。”
五月下旬，宪政派遭遇第二次挫折。5月22日，《红旗文稿》杂志刊登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斥责“宪政”属于资产阶级。 根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数据，此后，２００家左右的中国官方媒体对宪政派发起了的围剿。
八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刊文批判宪政，把五月份开始的针对宪政的围剿推向高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报告指出，与支持宪政者的真名真性的署名文章不同，“反宪政”者的文章大多署以假名，例如，马钟成等，似乎知道他们的观点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认为，杨晓青以及反宪政派只是代表了很小一部分的立场，并不见得代表了官方的立场。
他说：“也许上边当时一时半会儿当时没有看出来，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逐渐的悟出来，就是杨晓青他们代表的人的比例是相当少的。现在你看，不是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平衡他们吗？比如说人民论坛不是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来平衡他们的说法，另外，美国的《侨报》也发表了三篇文章，包括我的文章， 来平衡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些极端的说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认为，“宪政”派在讨论中是出于弱势的，他甚至说，这个辩论让他不禁想起1957年中共反右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
如果说，目前还不清楚“倒宪”是否有政府的背景，但是，曾经表示拥护宪法的习近平在正式上台后的确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纲，如‘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不讲’等。８月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九号文件”实际上得到习近平的授意，九号文件指出，“西方宪政民主”是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
２０１３年8月19日，习近平还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左倾的讲话，呼吁复兴邓小平在80年代初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年那场运动是为了支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丶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马列主义丶“毛泽东思想”。
近期，中共当局还开展了新一轮的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一些网上意见领袖被抓。
9月，“两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挂定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 规定诽谤信息点击5000次可判刑，在中国网络上引起强烈的反弹。
童之伟说：“网上确实有一些违法的言论发表行为，包括坑蒙拐骗，造出很多事端等，确实有整治的必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做过头的地方， 实际上，是扼杀或是限制了人民应该有的言论自由。”
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说，习近平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和做法体现了他与各派的磨合，可能是在平衡各派势力。但是，他表示，真正的“宪政”不应该靠某位领导人的首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公民社会。
他说：“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 更多的是在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发展公民社会，然后在社会中传播宪政的常识，希望整个社会对宪政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不是依赖某一个领导人。”
他还说，宪政的讨论并不是坏事，它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宪政。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说， 如果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实施宪政还是有可能的。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说：“如果政治体制上不做出改变造成了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改的可能性大一些，换一句话说，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非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进行。如果没有这一种压力，不大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步骤。”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瓶颈，中国三十年来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但是他的这种改革可能更多是经济层面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认说：“中国的‘宪政’梦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梦，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宪政’梦。从争论来讲，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 他们希望分两步走，第一是宪政，然后是民主，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说，这是走不通的。用‘十八大’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这是走西方的‘邪路’。”
由于习近平政府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出的一系列“禁言”运动，但是，又一再承诺将在经济上作出改革，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走进新威权时代，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探讨。
2012年12月 4 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距离他被确立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不到几个星期。他还说，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并表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再加上他在上台之初以南巡的行动来矢志贯彻邓小平的改革，让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充满希望， 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将中国逐渐引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
宪政与法治，是一九八○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向往的梦想。
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说：“从宏观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已经走到很前面了，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80年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童之伟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经济问题不从政治改革入手已经难以解决。他举例说，中国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的GDP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维稳等公共开支，而不是用于民生的改善。中国财政部2011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为5490亿人民币，超过当年的国防开支。他说，如果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法治和民主，维稳等公共开支会大大减少。
童之伟是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倡导者，这个理论以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为前提，对共产党的权力做出某些限制，并保障民权。
他说：“我个人的主张是承认这个事实，不挑战它（中国共产党）执政在宪法上的正当性。我们就是要落实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的。”
他说，根据现行宪法，在选举制度、限制执政党权力以及司法独立方面都有相当的改革空间。
另一位宪政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认为，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的改革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改革方式，现行宪法提供了一个起点。
张千帆说：“我觉得我们的起点是共同推进现行宪法的实施，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对宪政的障碍，但是，我们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克服， 因为我们毕竟需要一个起点。”
他认为宪政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必经之路。他说：“因为没有宪政，任由既得利益去剥夺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只会越来越走向黑暗，我们的公共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很多关系到人民的基本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方面会进一步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会进一步导致公共利益的被剥夺。”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多的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等，张千帆认为这都是因为没有实施宪政的结果。
中国还有一种宪政派认为，中国应该推行西方宪政，实施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看法以北京大学另一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代表。
不过，不管是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宪政派还是主张西方宪政的宪政派在２０１３年的新年却遭遇了当头一棒。2013年 新年，自由派的《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中国梦、宪政梦》被篡改。那次封杀后来遭到民众的抗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说：“《南方周末》想把习近平的两个概念变成一个，‘中国梦’就是‘宪政梦’。这实际上是符合习近平讲话的一个理念的。 一方面，习近平提出要落实宪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梦，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应该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结局，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这说明官方是希望将这两个概念分开，‘中国梦’是‘中国梦’，不是‘宪政梦’。”
五月下旬，宪政派遭遇第二次挫折。5月22日，《红旗文稿》杂志刊登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斥责“宪政”属于资产阶级。 根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数据，此后，２００家左右的中国官方媒体对宪政派发起了的围剿。
八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刊文批判宪政，把五月份开始的针对宪政的围剿推向高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报告指出，与支持宪政者的真名真性的署名文章不同，“反宪政”者的文章大多署以假名，例如，马钟成等，似乎知道他们的观点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认为，杨晓青以及反宪政派只是代表了很小一部分的立场，并不见得代表了官方的立场。
他说：“也许上边当时一时半会儿当时没有看出来，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逐渐的悟出来，就是杨晓青他们代表的人的比例是相当少的。现在你看，不是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平衡他们吗？比如说人民论坛不是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来平衡他们的说法，另外，美国的《侨报》也发表了三篇文章，包括我的文章， 来平衡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些极端的说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认为，“宪政”派在讨论中是出于弱势的，他甚至说，这个辩论让他不禁想起1957年中共反右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
如果说，目前还不清楚“倒宪”是否有政府的背景，但是，曾经表示拥护宪法的习近平在正式上台后的确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纲，如‘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不讲’等。８月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九号文件”实际上得到习近平的授意，九号文件指出，“西方宪政民主”是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
２０１３年8月19日，习近平还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左倾的讲话，呼吁复兴邓小平在80年代初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年那场运动是为了支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丶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马列主义丶“毛泽东思想”。
近期，中共当局还开展了新一轮的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一些网上意见领袖被抓。
9月，“两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挂定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 规定诽谤信息点击5000次可判刑，在中国网络上引起强烈的反弹。
童之伟说：“网上确实有一些违法的言论发表行为，包括坑蒙拐骗，造出很多事端等，确实有整治的必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做过头的地方， 实际上，是扼杀或是限制了人民应该有的言论自由。”
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说，习近平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和做法体现了他与各派的磨合，可能是在平衡各派势力。但是，他表示，真正的“宪政”不应该靠某位领导人的首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公民社会。
他说：“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 更多的是在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发展公民社会，然后在社会中传播宪政的常识，希望整个社会对宪政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不是依赖某一个领导人。”
他还说，宪政的讨论并不是坏事，它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宪政。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说， 如果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实施宪政还是有可能的。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说：“如果政治体制上不做出改变造成了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改的可能性大一些，换一句话说，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非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进行。如果没有这一种压力，不大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步骤。”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瓶颈，中国三十年来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但是他的这种改革可能更多是经济层面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认说：“中国的‘宪政’梦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梦，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宪政’梦。从争论来讲，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 他们希望分两步走，第一是宪政，然后是民主，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说，这是走不通的。用‘十八大’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这是走西方的‘邪路’。”
由于习近平政府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出的一系列“禁言”运动，但是，又一再承诺将在经济上作出改革，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走进新威权时代，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