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川普的上任使得美国对全球变暖的立场不再明确，中国领导人则借此契机反复强调对于气候变化的承诺。在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7年要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亚洲项目主任芭芭拉·费楠茉(Barbara Finamore)表示，她的组织在2013年就看到了中国煤炭消费的峰值。
她表示：“自2013年起我们观察到中国煤炭消费的显著变化。煤炭消费在2013到2014年之间达到峰值并趋于平稳，在2014年之后甚至开始小幅下降。”
她还说，这个减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原因所驱动的。2013年中国首次真正意识到了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煤炭使用量增长持续放缓，甚至下降的话，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可能比政府承诺的早好几年。
习近平在2014年承诺，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更把中国的承诺记载下来。
全球咨询公司IHS能源(IHS Energy)的亚太天然气和电力分析主任周希舟表示，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是非常可行的目标，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则是煤炭需求量下降的关键。
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服务行业，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7%，而其中3.5%来自服务行业，其余来自制造业和重制造业，比如煤矿和重工业。这对中国经济的能源消耗量有根本性的影响。”
IHS的预计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有大约10年的出入，IHS预计中国的煤炭需求量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顶峰。
供应减少导致 2016年煤炭价格翻倍
虽然分析人士保持乐观，但是2016年也出现了一个现象：由于供不应求，中国正在加紧开采更多的煤炭。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自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关闭私营小煤矿，缩减生产，并规定煤矿每年开工时间不得超过276天。投机者迅速拉升了煤炭价格，一场炎热的夏季和提前到来的秋天增加了电力需求，加上钢铁和水泥行业对电力需求增加，从2016年年初到年末，中国的煤炭价格几乎翻了一倍。
国家政策似乎也因为供求关系出现了改变。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就当前煤炭市场供应的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一批无效低产能煤矿加快退出，煤矿超能力建设也得到了遏制，2017年将不会大范围实施煤矿减产措施。
在3月4日开始的政协会议上， 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对媒体表示， 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有待改进，建议取消276日限产政策。他说： “整体政策有待改进。由于煤炭行业的特点是连续生产， 276个工作日限产政策不符合行业生产特性，实施以后造成煤炭产量大落大起，煤炭价格大幅波动，也容易引起煤矿安全事故频发。”
国际能源署高级煤炭和电力分析师约翰内斯·特鲁比(Johannes Trüby)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中国的煤炭用量总体上会下降。不过，他说，现在随着中国提高产量，“我们不能排除未来几年煤炭需求量短暂激增的可能，也许会超过2013年”。
煤炭减产三大难题
芭芭拉·费楠茉表示，空气污染是政府控制煤炭生产的最大动力，自2013年开始，煤炭生产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她认为，控制中国煤炭需求量有以下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煤炭的替代能源，也就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2015年的可再生能源浪费率高达15%， 德国这个数字低于2％，而美国得克萨斯州则不到1%。
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国，但是利用率仍然维持较低水平。这是由于很多地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跟上。例如风能发电领域，新疆未能利用的风能比例在2015年达到52%，超过一半。中国风能协会认为这存在地方政府的结构性政策原因。在新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甚至还被额外征税，以补贴煤炭发电站。在这一领域，技术的研发和地方政策的转变都至关重要。
另外还有煤炭产能过剩，第三就是煤炭转化为其他消费物品的问题, 这需要利用根据环保政策限制煤炭使用，改变经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开发更高效的工业技术，实施节能建筑建设标准，大幅增加非化石燃料能源供应量。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就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之后做出复杂的政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