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全球气候峰会上称，中国将严格控制煤电项目，但是并未作出任何新的承诺。中国此前曾表示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在2060年前以各种中和作用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但是有分析指出，中国完全能够提前达到这些目标。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碳中和的目标也比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晚十年之久，但长期以来中国非但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反而赢得了相当的赞许之声，令中国得以向国际气候治理引领者华丽转身，使这一议题上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游刃有余的一个少有的亮点。
中国承诺了什么？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四分之一左右，是美国的大约两倍，而且在一、二十年来美国和欧盟等都在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排放量仍在上升，要到2030年时才达到峰值。 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信息显示，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
中国自去年9月正式提出其减排目标后一直没有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一个绝对限制，也没有公布任何细节。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本月初称，中国的减排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晰。 他在中国的新网上刊出的一篇文章中说，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
此外，中国的“煤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不是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是碳中和，也并不是气候中和。虽然二氧化碳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 正因如此，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
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石化燃料和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仅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65%，森林等自然界的排放占10%左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约占中国总排放量的20%，而且大气中甲烷困住的热量是二氧化碳的28倍。该报告援引荷兰环境评估署的数据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一氧化二氮和甲烷的排放量多年来一直扶摇直上，2017年中国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8.8%，一氧化二氮占18.4%，均超过印度、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总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气候峰会上说，中国将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但是没有提到是否将这些气体纳入中国的碳排放减排目标。
中国华丽转身
尽管如此，中国的承诺和减排努力还是在国际上引来了不少溢美之词。在中国因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等一系列议题而备受国际谴责之际，气候问题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认可的议题。
虽然二十国集团绝大部分国家的排放量都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多，而且中和目标也晚十年之久，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去年底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后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等国家自主贡献的新举措“为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发挥了表率作用”。
这类的称赞还包括：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称，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哈特也对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作出高度评价，“表示中方重大举措令世界十分振奋，中方展现的重要领导力为国际社会交口称赞”。 此外，中国的人民日报还报道说，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曼努埃尔·比达尔称赞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时刻传递出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力”。
习近平在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说，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甚至在一些独立的观察人士当中也不乏对中国表示肯定的声音，认为中国的承诺代表中国在展现气候雄心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了中国的减排目标之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乔安娜·刘易斯（Joanna Lewis）对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外对话”说，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就已不同寻常”。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正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令世界瞩目的应对措施”，报告尤其对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称“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技术领先全球，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占全球的30%，在全球增量中占比44%，此外，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自称发展中国家 优化国际评价
中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到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在众多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坚持之下，巴黎气候协定明文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区别对待。该协定称：“迖峰对发展中国家締约方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一表述为中国后来的在气候问题上进退游刃有余的一系列立场和承诺奠定了基础。
中国此后在各个不同场合不断强调巴黎协定中的这一规定，习近平星期四发言中也再次呼吁“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 此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也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很不容易，时限再提前“不现实”。
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对中国来说虽然相当艰巨，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可行范围之内。 2030年达峰的目标最早出现在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一份自主贡献中，当时中国就曾表示将“争取尽早达峰”。中国有关专家2017年发表在环境科学期刊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甚至有能力使碳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左右。 然而，将达峰定在2030年可以使中国有机会在今后某一重大国际场合宣布自己提前完成承诺，或在已承诺的基础上做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进而可能再次圈得新一轮掌声。
在另一方面，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同时又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领导层来说绝非易事，中国必须在经济结构上做出重大调整。 中国官方媒体说，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之下，中国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规模相当于120座核电站，火力发电占比首次降至50%以下。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被认为建立在煤炭能源基础之上，煤炭事关中国经济基本面。即使在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的背景之下，全球能源监测组织（GlobalEnergyMonitor）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去年年中国新增煤电机组是世界其他地区新增煤电装机的三倍多。 环境事务智库“TransitionZero”本月初的一篇研究报告说，中国目前共有1058个煤电站，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中国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必须在十年内关闭其中的588个。
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承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很多中国的具体措施目前尚不明确，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层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的能源研究机构“能源转型委员会”早在2018年的研究结果就曾显示，一些碳排放最大的产业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零排放。 该委员会的报告说，从技术和财政角度分析，中国在2060年至少有可能在重工业和重型运输行业实现零碳排放。
国际领袖地位之争
中国深知气候变化议题对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为了彰显大国风范，中国必须表现出愿与美国合作的姿态。 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中国接待了第一位来访拜登政府高级成员，习近平也在美国主办的峰会上露面，呼吁各国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两国此前在克里访问后的共同声明中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
维拉诺瓦大学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说，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各国各自制定并施行本国的政策，并不需要大量的国与国之间一起工作。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不需要一个硕大无比的联合项目来实现应对气候变暖的目标，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能源政策，在农业、交通运输等等产业有自己的低炭政策，大部分这类政策都纯属国内政策。”
汉普郡大学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名誉教授、军备控制协会(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董事会秘书迈克尔·克拉尔(Michael Klare)说，正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疫苗以在地缘政治上捞分一样，应对气候变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
他说：“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都想证明，他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议题。从我作为一个长期严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察人士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高谈阔论，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承诺。”
伯克利研究集团(Berkeley Research Group)董事总经理哈里·布罗德曼(Harry Broadman)说，除了习近平答应出席美国主办的峰会外，并不清楚克里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位前助理美国贸易代表对美国之音说：“我的猜测是他在中国也体验了白宫其他官员在安克雷奇的经历。”
克里中国之行期间美中双方都未透露详情。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分管气候问题的副总理韩正对克里说，中国期待美方“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做出必要的贡献”。
克里行前一再强调，美国的立场是不拿气候问题与北京在人权和贸易等方面做交易，但中国外交部称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气候合作。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宾州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斯科特·摩尔说，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以在气候议题上合作压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这位曾经参与美中巴黎气候协定谈判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就曾经要把气候变化问题跟美国在人权或政治自由方面的某种让步联系起来。”
美中气候政治博弈的核心被认为是国际领袖地位之争。美洲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气候将是下一个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说中国或被视为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那么这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前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一警告说，美国在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已落后于中国。他说：“如果我们不能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
布罗德曼曾代表美国就国际协议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联手盟国制定一个“七国集团研发协议”，以应对中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挑战。
他说，七国集团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投资等等协议，但是长期以来在至关重要的研发领域却缺少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 他对美国之音说：“多年前我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参与过科技协议的谈判，也参与过投资和贸易谈判。关于科技研发的协议远远不及投资和贸易的协议那样有力和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