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要求中共官员调整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他的这番话被部分人士认为可能是要对中国当前的“战狼外交”做出调整。然而，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在其新书《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中认为，“战狼外交”实际上根植于中共的外交传统之中。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传统和国内政治影响制约着中国外交官与外界沟通的有效性。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星期二（6月8日）表示，过去一两年为中国制造问题最多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坎贝尔还表示，中国的外交单位明白中国的政策，包括将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军事化以及更强势的全球外交，导致了全球对北京的强烈反对。
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强硬甚至咄咄逼人的姿态，频频令人侧目。
“小流氓”、“意识形态喷子”、“疯狗”。今年3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在官方推特上用这些粗野词汇辱骂一位批评中国台湾政策的法国学者。此举引发法国抗议，要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朋友来了有好酒，财狼来了有猎枪。”2019年，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在接受瑞典媒体访问时谈到中瑞关系时抛出这样一句话。他在到任两年内曾被瑞典外交部召见40多次。
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四名中国外交官打破外交礼仪，擅自闯入东道国外长办公室，要求在最后一刻修改联合公报上被认为不利于北京的措辞。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在公开场合淡化了擅闯事件，但私底下将中国外交官在峰会期间的谈判形容为“霸凌”。
“战狼外交”=周恩来的“文装解放军”
彼得·马丁认为，中国外交官这些咄咄逼人、有失外交礼仪的“战狼”行为看起来是新的现象，但实际上有其历史渊源。
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周恩来1949年成立中国的外交队伍之时，他对那些外交人员说，他们必须要有斗争精神，行动上必须要像文装解放军。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中国外交官必须要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与另一种外交需求相平衡，就是要让中国赢得世界好感，广交朋友，在国际体系中构建影响力。有时候中国外交官的行为更像战狼，有时候他们以更风度翩翩和友好的方式行事。”
马丁认为，中国外交一直以来都在上述两种形式中切换，何种形式占主导，与国际环境有关，但更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
他说，从2008年开始，尤其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外交转向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一方面因为中国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对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自信，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得更为强调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个人政治权威，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想要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于更中心的位置。
马丁在书中写道：“中国外交官跟随习近平领导的推动力源自害怕与野心。对外交官来说，达成习近平愿景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世界舞台上强有力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表示，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人员通过采取更为强硬甚至好战的姿态，来证明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他们在外交活动上发放“习近平思想”，就如同中国外交官40多年前向外国外交官派发毛泽东的“小红书”一样；他们在与外国外交官会谈时不断提到习近平的领导；他们指责和抨击外国政治人物，以避免被视为软弱。
并不是所有外交官都认同这种“战狼”转向。前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去年曾表示，中国外交应“强起来”，而不是“强硬起来”，他呼吁北京回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马丁：“中国外交队伍的斗争精神一直都在”
习近平5月底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时要求中共官员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到“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马丁在周一（6月7日）的新书讨论会上说，这也许是习近平暗示目前的“战狼外交”可能与有点过头，“至少是些许承认，中国外交官近年来更多的是吓人，而不是可爱。”
但是他认为，如果探究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斗争精神”一直都存在。
这也是周恩来关于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这个提法所包含的。马丁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外交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对党忠诚，他们要为中国的利益而战，要遵守纪律。”
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外事规定，很多延续至今。比如，外交人员必须服从上级，行动需得到上级许可；他们通常禁止与外方人员单独碰面，而是要两人一组，以便在必要时相互监督；他们在外事活动中要严格遵循事先批准的谈话要点。
马丁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有其优点，比如中国外交官从来不会偏离其立场，因此外国外交官永远不会对中国在台湾、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上的核心立场有所怀疑，而且这些问题也在中国各部门之间是一致的，因此外界难以洞察中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令中国在谈判中更能形成合力。
但他指出，中国外交的重大弱点是难以赢得人心。
他说：“它能让中国很好的向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并且明确表明中国的利益，但是这种方式很难让中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其观点。中国外交官总是重复那些写好的谈话要点，这些辞令更多是说给国内观众听的，符合国内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而不是外国观众。”
而且受制于体制，中国外交官也难以像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那样，在谈判和外事活动中即兴发挥，并根据受众观众的不同而去调整他们的阐述和沟通方式。
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缩影
马丁认为，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和中国驻美大使的杨洁篪在许多方面象征着中国外交队伍的优势与弱点。
他在书中说，杨洁篪的英文几乎完美，熟谙美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他在官方会议正式开始前往往很放松，还会讲些笑话。但是，一旦外方人员提出敏感话题，杨就会马上变脸，提高说话的音量。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形容杨洁篪是“毫无歉意的民族主义者”。
马丁援引曾与杨长期打交道的美国前资深官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的话说：“（杨洁篪）是有能力在必要时展现极端魅力，在必要时展现极端愤怒的人。”韦德宁说，杨可能是为了表现给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看，他们会上报会议内容，但是他可以打开那个开关，那是具有极大自控和自我意志的行为。
马丁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外交官似乎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缩影。他说，他见过的中国外交官们都风度翩翩，掌握多国外语，有时还幽默风趣，但他们在记者会或官方会议上的表现却是生硬的。
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中共允许给予其外交官更多自由，利用他们令人钦佩的技能来推广和保护他们的国家，事情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自由思想和独立行动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威胁太大了，难以长久容忍。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官花费更多的时间向后看，而不是看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