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很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在“镇反运动”中出现过大批冤案。不过，有些中共官员曾经提到“镇反运动”中冤案不少。前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2000年曾经说过：“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承认“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其中包括投向中共的傅作义将军等人的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提到，有2万2千名投向中共的国民政府军人被开除军籍、判刑、劳改和管制。后来复查了8660人，撤销原判的有4985人 。
有的数字显示，中国被平反的原“起义投诚”人员共计15万人。在湖南，有1万7千1百45人被复查，结果有1万3千 5百30人被撤销判决，恢复名誉，占总数的79%。被列入复查的有3011个被打成反革命的前中共地下武装人员。复查结果，2291人获得平反，错案竟达到99%以上！
*冤*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到武汉之间的平汉铁路上有一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平汉铁路破坏队”，主要任务是破坏当时已经被日军控制的平汉铁路及其支线铁路。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参与了筹建这支队伍的策划工作，并且由中共提供了一些训练，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这支队伍。
在8年抗战中，这支抗日武装一共炸毁日军机车1690多部、铁路桥梁110多座、铁路钢轨160多公里，打死打伤日军1万3千多人。这支队伍人数最多时曾经达到2000多人，有200多人在抗战中阵亡。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人蒋中正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嘉奖和接见过平汉铁路破坏队的队员。
然而，共产党在这支部队里并不公开活动，只有地下党支部秘密活动。这支队伍的官方名称叫做“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属于国民政府领导，由国民政府提供装备和给养，在内部建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在行动上，这支队伍同国军部队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都有合作。
糟糕的是，在这支队伍成立的第3年，也就是1940年，也许是国共磨擦的结果，中共地下党员都撤出了这个队伍。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在共产党的眼中，与其说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还不如说是一支国民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解散了这支队伍。队员们都以为他们队歌中所唱的“民主共和国”就要实现了，纷纷解甲归田，返回铁路工作。
不料，在中共“镇反运动”期间，多数原平汉铁路破坏队人员被当成反革命处决。原来的总队长和9个大队的大队长以上的军官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这个人被判刑8年。文革以后给他“平反”，名义是“起义将领”。
一些活着的队员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打仗，抗战以后队伍也解散了，何来“起义”呢？难道曾经接受国民政府的给养和领导，武装抗日也错了？
如果说中共镇压平汉铁路破坏队是因为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给养，属于“国军”的话，被称为中国“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的“两陈案件”就是“共军”内部的冤案了。
*冤冤冤*
“两陈”指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陈泊是海南岛人，1926年参加中共，1937年到延安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被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不过，在延安期间，中共情报机构负责人康生曾经怀疑陈泊是英国间谍机构施行的“王佐断臂”式的反间计。
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1949年10月，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过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决定组织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但是，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误杀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另外，陈泊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消息传到北京，公安部上层认为问题重大。1950年春季，在陈泊到广州刚刚3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1951年1月，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州宣布逮捕陈泊和陈坤，其罪名是“长期混进我党的大特务”、“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不过，这些只是“两陈案件”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这个案件还有两个更大的原因：一个是中共的派系斗争和安全情报系统的内部斗争；另一个是以罗瑞卿为首的中国公安部的极左思维方式和运动方式。
在中共安全情报系统内斗方面，从现有资料看，陈泊至少曾经和3位中共安全情报元老在工作上存在过严重矛盾。他们是担任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汪金祥和陈龙，以及担任过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
汪金祥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红军，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政治保卫工作。1954年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出身于东北抗联，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与蒋中正谈判时担任毛的贴身警卫随从，深获毛的信任。毛泽东曾经几次想把陈龙调到身边负责警卫工作。1950年10月，陈龙担任中国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两年以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龙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局长，是陈泊的直接上司。汪金祥担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1947年，陈泊在工作上与陈龙发生一次激烈争执。陈龙以上级的身份压陈泊服从，汪金祥则支持陈龙。陈泊不服，坚决反驳。
1950年，中国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总结发言中点名批评了陈泊。罗瑞卿还曾经当众申斥陈泊和陈坤，说他们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打击匪特和盗贼是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两陈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担任局长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接负责。
与陈泊个人矛盾很深的第3个人是谭政文，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大肆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1927年参加中共，随朱德上井冈山，属于毛泽东的嫡系。他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的安全情报工作。与陈泊共事开始于延安时期。据说，陈泊当时曾经批评他在审讯工作中违反政策，两个人曾经多次争吵。
广东传出陈泊、陈坤利用旧政权警特人员办案的消息之后，罗瑞卿即刻派陈泊的老对头谭政文前往广州。罗瑞卿后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早就知道陈泊有问题，不可靠，才派谭政文来。”谭政文果然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到任不久就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流、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罗瑞卿听了谭政文的汇报以后，于1950年秋派出一个工作组秘密到广州进行调查，结果查出 “两陈案件”。
1951年1月 24日逮捕陈泊那天，谭政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对陈泊进行“揭发”，说陈泊、陈坤“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
谭政文所说的梁侠是曾经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员。谭政文还指控陈泊、陈坤的另一个下属程长清是“国民党特务”。程长清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曾经打入广州市保安警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
谭政文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了300多人，在广东省公安厅逮捕了700多人。他还亲自主持对梁侠、程长清等人的刑讯逼供。梁侠受不了酷刑折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统”安插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并且承认陈泊和陈坤了解他的工作。
叶剑英听了谭政文的“揭发”以后大为震惊。叶剑英向罗瑞卿解释说：“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罗瑞卿回答说：“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叶剑英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
罗瑞卿回答说：“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罗瑞卿用当年康生的话反问道：“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面对罗瑞卿的强硬态度，叶剑英也是爱莫能助了。其实，“两陈案件”只是中共打击广东“地方主义”的序幕。
中共建政初期，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协助叶剑英管理广东的多数是广东人，包括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当时有人反映他们搞“广东帮”。北京还派薄一波前往调查。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听到有人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甚至认为叶剑英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
1951年年底，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工作不力，并且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1952年6月，中共在内部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说他犯了两条重大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地方主义，并且指出“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入了大批坏人”。已经被捕的陈泊、陈坤被当做重要实例列举出来。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到北京“养病”。再后来，中共在广东展开了批判“地方主义”运动。叶剑英后来曾经说：“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6年毛泽东撤销罗瑞卿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职务以后，曾经指定叶剑英主持批判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叶剑英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谭政文是“两陈案件”的直接制造者，罗瑞卿则应该是陈泊被迫害至死的元凶。
在办案之初，罗瑞卿认定这是“国际间谍案”。由于在广州审不出结果，罗瑞卿决定把224名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 成员交由公安部直接审查，并且指示要按照“国际间谍案”来办。但是公安部审查发现疑点重重，根本无法确定是“间谍案”或者“中统特务集团”案。一些办案人员提出实事求是下结论，但是罗瑞卿批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
如果说罗瑞卿在这之前还是真地怀疑陈泊、陈坤有问题的话，这个时候他应该很清楚，陈泊和陈坤是被冤枉了。然而罗瑞卿并没有罢手，而是要置陈泊于死地。他们认定还是要把陈泊的部下梁侠确定为国民党“中统”特务，以便打倒陈泊。1953年，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凌云(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在审讯梁侠之前主持会议说：“首先必须肯定梁侠为中统特务，审不出就要打屁股；审不出来就表现审讯工作的无能。”但是由于审讯人员坚持按照实际情况下结论，因此无法得出“中统”特务的结论。
1953年，陈泊被判刑10年，其罪名不是原来的“国际间谍”、“英国特务”，而变成了“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大量启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包庇了国民党特务梁侠”。
对于1952年10月就已经被迫害至死的陈坤，当局仍然在1953年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罪名是“包庇反革命、特务”。
可笑的是，被他们“包庇”的“特务”梁侠，从最初的“国际间谍案”改为“潜伏中统特务案”，以后又改为“国民党特务案”，最后的判决书上写的是“反革命案”，只字未提“特务”问题。
在陈泊被关押期间，陈泊的妻子曾经找到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申诉冤情。周恩来了解案情以后曾经给罗瑞卿打电话谈这个案子。不料，罗瑞卿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不准再让陈泊的家属探监。从此，陈泊的妻子再也没有听到过丈夫的消息。
1959年，在监狱中的陈泊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扔出监狱窗口，期望有人捡到以后帮助投递。果然，一个清洁工捡到这份材料以后交给了有关部门。然而“冤家路窄”，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看到了这份材料，勃然大怒，马上批示公安部严肃处理。陈泊因此受到更严酷的折磨。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还没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送入劳改农场，而且没有告诉他任何罪名。
1972年2月，病痛中的陈泊在被关押了21年之后在劳改农场死去。
案发30年以后的1982年5月，中共终于为这场冤案平反。中国官方说，有263人受到株连。其实，当时受到株连的达到上千人。公安部中持不同意见的几个办案人员后来也都受到处份和迫害，被赶出公安部。
*冤冤冤冤冤冤*
还有一桩更冤的“镇反”冤案，就是云南“复兴党暴动案”。“镇反运动”期间，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硬是无中生有地造出一个“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地方武装的成员，连当时的中共普洱县委书记和普洱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扯进去。
“镇反运动”后期复查时，当时担任中共云南省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明确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我们进云南后 (指中共军队的四兵团)，我们是胜利者，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一个地区我们发展共产党都没有这么快，反革命组织复兴党一下就发展到千人以上，其中一定有假，我不相信，你们去好好查查。”
以云南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为首的调查人员经过几次调查，发现这个案子完全是刑讯逼供制造出来的假案。办案人员除了一个据说是复兴党“暴动标记”的证据之外，没有任何其它证据，而这个唯一的证据也证明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办案人员威逼利诱下自己画出来的。结果，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给这个案子“平反”。
令人不解的是，当初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并且指示进行调查的宋任穷这时改变想法了。他主持的中共云南省委尽管承认这是一个假案，但是并没有同意予以平反，只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直到1981年，有关部门才正式确认“‘复兴党’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此时，这个假案已经造成126人被处决，37人被判死缓，669人被判刑坐牢，133人被管制，168人曾经被关押和审查。
30年前就已经确认的冤案竟然在30年后才平反，1000多人平白无故地被迫害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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