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7年了，“89六四”在中国依然是敏感词。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六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这几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多位年轻人，试图在对话中了解他们的看法。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六四”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苏日娜说：“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讳极忌深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不是那么自由，不能从网上了解更多的信息，去问大人们他们也不愿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书本或者节目，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之后，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三个小时的纪录片。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在哭，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
不过，即便拥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
今年19岁的陈桥五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她说，她很少跟她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陈桥说：“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就算我给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你给中国的小孩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宫丹尼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他说： “有的时候会比较尴尬，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敏感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
今年20岁的张睿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她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两年。她说，当她和她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当时政府是有原因来这样镇压的，”张睿说：“当我们看到有观点不同的地方，他们更站在政府角度觉得这是暴乱，而对我来说（六四）是一个和平的，想要试图展现民主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网上查资料，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
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89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一样召集更多的人，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的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苏日娜说：“我觉得89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和向往，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我觉得这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的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会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宫丹尼认为，六四事件中中国当局对学生和平示威的暴力镇压，以及之后对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长期的迫害使得现在的年轻人不敢再采取和当年的学生一样的抗争方式。
他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更了解了走上街头的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他们可能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宫丹尼说： “和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是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这种娱乐和社交的方式反而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
受访者普遍认为，如今中国的年轻人享有更为广泛的信息渠道和更为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视野也更为开阔，尽管中国当局试图通过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来分散年轻人对政治的关注，但只要年轻人时刻肩负使命感，依然可能实现当年89年学生运动未能实现的民主与自由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