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中失控，扩散全中国并祸及全世界。在中共当局声言已经开始成功控制住疫情之际，中共严控下的网络上出现大量的嘲笑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不会“抄作业”的言论。然而，随着西方国家陆续推出重大举措援助受困企业和纳税人之后，“抄作业”的言论突然销声匿迹。观察家们认为，“抄作业”之说的出现和突然消失反映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形势微妙。
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大约从2月下旬起，嘲笑外国在应对从中国扩散开来的疫情时不会“抄作业”，即不会模仿中国现成先进经验的帖子大量出现。同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早些时候则以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是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口吻报道说，在中国国外的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反超”中国。
观察家们注意到，发出嘲笑外国在抵御疫情的时候不会“抄作业”的帖子的人都是清一色的中共政权支持者。在“抄作业”之说在中国甚嚣尘上之际，“党媒”也在大力宣传在富有远见卓识和卓越战略眼光的中共领袖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坚决果断的疫情防控“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普照世界”，使全世界响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唱”。
中共的权威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23日发表署名评论，标题是“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普照世界——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7周年之际”。
评论写道：“7年前的春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向世界提出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7年后的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性、紧迫性。短短数周，疫情蔓延至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国进入‘紧急状态’乃至‘战时状态’。。。。。。大疫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发凸显出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国际社会闯过‘至暗时刻’、赢得最终胜利注入宝贵信心和动力。”
观察家们注意到，“抄作业”之说就是在中共官方宣扬中共领袖习近平和他掌控下的中国领先世界、雄踞人类精神顶峰的大形势、大背景之下出现的。
“抄作业”之说一开始出现，就引起许多观察家和网民的反感。批评者说，宣扬“抄作业”之说的人在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和无知。“抄作业”本来是一种可耻的作弊行为，但宣扬“抄作业”之说的人却对作弊行为给予正面宣传，显示了他们要么是一直喜好“抄作业”并习以为常，要么是他们不懂抄作业是一种作弊行为。
“抄作业”之说也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讨论，导致讨论者提出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希望人们提起的一些话题，其中包括中共当局疫情防控“作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问题成堆，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最终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直接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些时候以其官方发言人身份公开宣扬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新冠病毒可能来自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则称，这种说法是“疯狂的”，但崔天凯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说法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在3月24日指出：2019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台湾首次试着警告世卫组织人传人状况的同一天，中国当局却噤声了医生，直到1月20日都拒绝承认人传人，结果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国务院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噤声了医生”，显然是指武汉的李文亮等8名医生只是因为私下谈论中共当局对中国人秘而不宣的疫情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惩处。对李文亮等人的处罚的消息被习近平掌控下的央视反复播送十几遍，导致中国医务人员人人自危，不敢谈论疫情。
中共当局的疫情防控“作业”还包括在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和湖北省仓促宣布封城封省，导致不计其数的人道灾难，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些人道灾难没有任何报道。
在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官媒大力宣扬中国如何在武汉和湖北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疫情扩散、救治感染病毒发病的人大有成效、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如何穷于应对死亡率很高的消息之际，一位中国网民报告说，他正在等待武汉封城解除以便参加三个亲密朋友的追悼活动，那三个朋友都不是死于新冠病毒，而是死于封城期间他们原有的疾病得不到应得的治疗。这种死亡中国官方一直隐匿不报，中国媒体则整齐一律地奉命不刊登这样的新闻或评论。
此外，还有许多法律学者和观察家指出，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封城是无法无天的操作。来自中国的律师祝圣武和中国法律学者腾彪分别指出，武汉和湖北的封城，以及其中国他地方的封城都没有经过正当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中国各地随后纷纷出现的各自为政的封城、封路乃至封门的举措，甚至连官媒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无法无天，太过分。
批评者纷纷指出，所谓的外国不会“抄作业”的说法富有中国特色；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盛行的这种说法嘲笑其他国家，尤其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抄中国的这种无法无天的作业，显示了“抄作业”的鼓吹者缺乏起码的国际知识、法治观念和人道精神。
在中共控制严密的互联网上，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抄作业”的鼓吹者调侃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呢？在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这种“抄作业”的舆论导向明显是宣扬中共疫情防控的所谓成功，以转移外界对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的世界性祸患的责任问题的关注。那么，这些在很多网民看来是可笑的“抄作业”的鼓吹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中国学者表示，在当今中国，研究者无法对这些鼓吹者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情况进行实证性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调查，但现在中国缺乏基本的是非感和缺乏逻辑的人，即中国网民所说的“脑残”确实是多，尤其是在大学生当中比较多，因为中共当局多年对他们施行威逼利诱加思想阉割，习惯成自然，他们不敢思想，不能表达思想，思想能力萎缩。
这位学者接着表示，“抄作业”的鼓吹者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国内外引起普遍的反感和鄙视，而且他们所宣扬的观点及其逻辑也太离谱，以至于中国官媒也不愿意或不敢对他们表示公开的、明确的支持；但这些鼓吹者所表达的对其他国家也受新冠病毒祸害的喜悦心情，显然是得到当局的默许，甚至认可。
另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在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指出，“抄作业”说法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甚嚣尘上显然是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鼓励，“抄作业”之说的鼓吹者显然有不少所谓的“五毛党”，即秘密领取中共当局报酬假装普通网民为当局站台的人。
这位学者指出，除了五毛党之外，“抄作业”之说的鼓吹者当中还有很多所谓的脑残或自干五，即自带干粮（不要报酬）充当五毛党的人。这两种人究竟比例各占多大目前还很难做实证性研究。但应当知道，中国现在能上网的人有9亿，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被虚幻的民族主义或国家自豪感煽动，自以为中国的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当中最强，这些人不去看或选择不看到中国粗暴的疫情防控做法造成的一连串的灾难。
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说：“中国的情况跟西方国家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法治和文明国家，公开透明是它们的基本原则。所以，它们的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的举措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在不透明的社会、国家，做事的方式就不同了。它们的宣传和导向更多的是基于（当权者的）政治的考量。”
令观察家们感到好奇的是，在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大手笔的经济措施给企业和个人纾困（如英国政府保障因疫情失业的人80%的工资，美国每个家庭将得到数千美元的现金资助）之后，“抄作业”的说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突然销声匿迹。
尽管有无数网民强烈呼吁中共当局效仿西方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援助纳税人，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许多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政府的税收之多雄踞世界第一，中共领袖习近平动辄就在其他国家撒钱，一撒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至习近平在中国网民当中获得了“大撒币”的绰号，但习近平政权却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纳税人却非常吝啬。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和抱怨充耳不闻，不评论、不报道、不反驳、不理睬。
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艰难时期，中国网民要求中共当局在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问题上效仿西方国家，也就是网民戏称的“抄作业”，显然这种要求中共当局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共政权跟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制度跟西方的不同，恰如制度不同西方国家导致不能抄中共政权疫情防控的作业。中共政权也不能抄西方国家政府对人民负责的作业。
谢燕益说：“在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是权责对应的，都要有法定的责任。但在前现代社会，很多信息是混乱的，有时候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人们却没有办法去监督它落实它的责任。”
在另外一方面，许多中国网民对中共政权不能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用纳税人的钱援助纳税人表示非常不满又非常无奈。有人调侃说：“我问钟点工：为啥抄作业的声音不见了？钟点工说：（人家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开始给老百姓发钱了，（你让中共政府）咋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