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星期四发表2014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过去一年来在总体上并无改善。
*习近平继续威权统治模式*
报告总结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而强调威权控制。本已有限的和平表达、集会和宗教行为的空间受到了进一步的制约。政府加紧了对维权人士、民间社会、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政府不给被监禁的活动人士提供医疗，并对他们的家人和同事进行打击报复。当局破先例公布的香港白皮书以及人大常委作出的决定，加剧了人们对香港“高度自治”和普选前景的担忧。政府继续执行严酷的安全措施，这些措施未能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利，这些地区最近几年经历了悲剧性的暴力和自焚事件。这些负面的事态发展压倒了潜在的进步领域，包括宣布取消劳教制度以及公布环境保护法和司法改革。
报告说，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已经留下了他的印记。他的施政要点包括推广“中国梦”的概念，刺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发起高层反腐。报告说，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沿袭了前任的威权统治模式，其核心教条包括不容许党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以及大力压制感觉中的对党的威胁。在这种模式下，中共领导层强调保障“稳定”与“和谐社会”，14亿人民无法自由参与政策制定和政府治理。中国人民没有有意义的选举权，享受不到中国宪法保障的有关言论、宗教和结社的基本自由。中国政府口头崇尚法治，但在实践中，当局经常出于政治目的或为了推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或操弄国内和国际法律。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这种模式对美中关系和中国自身发展都构成严重挑战。人权和法治的具体改善和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经济和环境的健康、食品供应的安全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取决于中国遵守国际法律、执行自身法律、允许信息自由流动、取消货币管制并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更好地遵守国际法以及更多地尊重人权将会培养美中两国之间的善意、信任和信心。让公民拥有更多的公正和更大的自由将会帮助中国解决腐败、劳工动乱、民族矛盾和食品安全问题。它将增强稳定并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必须走上新的方向，开始把人权和法治看作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障碍，做不到这点，这样的未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十三项关键建议*
报告说，委员会承认只有中国政府和人民才能决定如何管理国内事务，但相信国际社会有责任监督是否遵守国际标准并鼓励国际标准的发展和落实。委员会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提出了十三项关键建议，鼓励中国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并发展法治。
行政协调--行政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作，确保与中国政府互动的机构了解与其领域相关的人权及法治问题，通过双边会谈和其他会议等方式寻找与中国官员接洽的机会。
行政参与--行政机构应继续就该报告中提及的问题，例如工人权益、环境问题等，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等双边会谈或其他国际会议上引起适当关注，并与其他国家整合信息及优先权。
维权人士独立及公民社会--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公开认可中国维权人士、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人权律师等在中国推动法治、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并确保他们能够参与国际论坛和对话。
签证政策--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合作确保现有的签证法律及政策能够有效地处理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考虑对于美国记者、学者和人权人士的中国签证延期或拒签问题是否需要附加立法或措施。
香港--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更新美国-香港政策法，格外关注香港民主发展，及国际条款中规定的中国的义务，通过高层会议和出访来增加对香港民主的支持。鉴于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的决策上占主导作用，国会和行政机构应在与中国政府会面中提出香港问题。
新闻自由--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在美国政府高层增加对中国新闻自由问题的公开言论，谴责中国对其国内外记者的骚扰和拘捕、延迟或拒签外国记者签证以及审查封锁外国媒体网站等。
强迫劳动、狱工、童工--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确保现有的旨在防止进口或政府采购由强迫劳动、狱工以及童工生产的产品的法律和政策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相关问题，并且考虑是否有必要有采取额外的立法或者其他手段来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减少漏洞，消除有效执行美国贸易法的阻碍，保证贸易各方履行相关协定。
商业法规--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确保把中国在结束操纵货币、补贴国有企业等违反中国现有的国际贸易义务的做法的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步作为任何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前提条件，并且保证贸易谈判的透明性，以及美国社会各界对此类谈判的公众参与。
少数民族--行政机构应该通过同中国军方或者警界举行双边安全对话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以分享经验策略，建立合作交流来帮助中国平衡民权和国家安全政策，区分和平的异议以及暴力行为，在“反恐”运动中同时保护人权，并承认难民群体应受到国际保护。
计划生育--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公开地将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中国性别比例失衡同潜在的地区人道主义和安全担忧联系起来，并且在双边安全对话中讨论这些问题。国会和行政机构应该督促中国政府废除所有的生育限制政策，转而采取基于人权的方式，为所有的公民，尤其是妇女，提供依据个人意愿建立家庭的自由以及隐私权。
互联网自由--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维持或者在适当的时候扩展有关项目，开发和推广那些能够帮助中国维权人士和民间组织绕过网络封锁而获取和分享受国际人权标准保护的内容的技术。国会和行政机构应该继续在美国国务院和广播理事会扩展用于中国的互联网自由项目，为中国的博客写手、记者、公民社会组织和人权以及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提供数字安全培训以及能力建设。
潜在进步领域--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考虑同中国官员一起探知潜在的进步领域，包括已经宣布的废除劳教制度，减少冤案，增加对刑事被告的保护，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提高对商标侵权的法定处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增加透明度，加强对残疾人士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等。
政治犯案件--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应该考虑公开和私下里更频繁地向中国官员提起中国对政治和宗教人士的拘留和监禁案件。除了呼吁对个人的释放，国会和行政机构还应该考虑提及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监狱的环境、被关押人员的健康状况以及医疗条件、减刑和保外就医的可能性、被关押人员的家人及律师的探视权以及对被关押人员家人和朋友的骚扰问题。国会成员和行政当局可以通过“政治犯数据库”获取可靠、最新的在押政治犯个人和群体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