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10月18日)，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DJI)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指控五角大楼将其列入涉嫌与北京军方合作的企业名单是错误的，且已对公司造成了重大财务损失。这已经不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利用美国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法庭上大打法律战。甚至中共自己也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把法律视为对付对手的利剑，和保护自身利益的盾牌”。
中企利用美国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由于美国国防部“非法且误导性的决定”，使该公司“失去了商业交易，被污名化为国家安全威胁，并被禁止与多个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同。”
大疆补充道，“美国和国际客户已经终止了与大疆的现有合同，并拒绝签订新合同。”美国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相关的置评请求。
大疆星期五表示，提起诉讼是因为国防部16个月多来没有就这一指控与该公司进行沟通，因此大疆“除了在联邦法院寻求救济外别无选择”。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天(10月20日)出版的一篇文章援引中国专家的意见说，大疆对五角大楼的诉讼“可能会激励中国企业利用法律武器反对美国政府的不公平待遇”。
事实上，这也不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利用美国的法律武器在维护自身的利益。8月16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微半导体宣布在美国正式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 在此之前，中国的小米和禾赛通过起诉美国国防部，成功脱离“黑名单”。
分析人士曾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这些企业之所以能“维权”成功，并非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涉军”，而是他们利用了美国《行政程序法》的空子。
中共利用美国法律维护自身统治
毛泽东前秘书、已故中共元老李锐的日记归属案是中共试图利用美国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以及统治的极好的例子。
李锐日记归属自2019年2月李锐逝世之后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李锐生前留下日记，记录中共高层内幕和他的看法。这些日记本来由李锐女儿李南央按照李锐生前的意愿交给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但李锐遗孀张玉珍于2019年4月在北京状告李南央，要求索回日记并胜诉。之后，斯坦福大学在美国提起反诉讼，要求撤销张玉珍对李锐日记的主张。
2020年5月，张玉珍委任美国律师，在美国状告斯坦福大学和李南央“串谋”，偷窃了“国家珍宝”。但李南央以及斯坦福大学校董会以及熟悉此案的人士都认为，目前已经九十多岁的张玉珍没有财力和精力卷入日记争夺，幕后操纵的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共不希望自己“有些东西是见不得人”的历史“暴露在阳光下”。
当地时间8月19日到8月29日，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开庭审理了李锐日记归属案。目前双方在10月底还有一场各自的陈述，12月3日将举行最后一次辩论，预计，此案最终结果到明年才会宣布。
斯坦福大学校董会和李南央的律师马克·利特瓦克(Mark Litvack)告诉美国之音，这场纠纷已历时五年多，由四位不同的联邦法官审理，斯坦福大学、李南央以及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他说：“斯坦福大学、李南阳和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经耗费了数千小时的时间与对方四家不同的律师事务所抗衡，这其中三家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我的客户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尊重李锐的要求，将他的日记和文件提供给胡佛研究所。”
他说，这场官司已经打了四年多，原告方请了至少六七个律师，一定不会是张玉珍凭个人之力所干之事，”利特瓦克说。“张玉珍对此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谈及中国政府的动机时，利特瓦克说：“这场官司对于斯坦福和李南央来说都代价匪浅。中共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其他人，以后不再把任何材料交给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样的国外机构。”
利用美国法律中的“诽谤”和“中伤”罪打压美国批评者
美国前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娜·普格利西(Anna Puglisi)2024年5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如何扭曲竞争”的学术论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生物技术生态系统以及中国政府如何支持该领域的公司。论文的主要观点为：华大基因(BGI Genomics)和华大智造(MGI)的大多数股东与中共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直接投资于华大基因和华大智造；现任和前任领导职务重叠，模糊了华大基因和华大智造与国家之间的界限。
论文还称，中国利用市场准入保护其全球领军企业，削弱其他全球参与者的地位。华大智造目前正在准备利用其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CG)在美国市场展开竞争，但却经常掩盖CG与华大智造、华大基因以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国研究人员可以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度研究人员一样，使用公共基因组数据，然而中国法律限制共享中国的基因组数据。
今年6月和7月，普格利西分别收到了来自华大基因和华大智造所聘请的律师来函。据普格利西9月再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的主题是“中共如何利用法律压制批评者并实施统治”的一场听证会上说，这些律师均在华盛顿特区的知名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华大基因的信指责我诽谤，并要求我和乔治城大学撤回我的论文，并停止讨论这方面的分析。华大智造的信还希望我改变说过的话。”她说。
普格利西不认为她的观点构成诽谤。她在发言中说：“我的观点突显了中国政府支持的机构感到不安的事实，而且他们希望掩盖这些事实。因为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时，我们就有能力制定政策，阻止他们的恶意行为。”
普格利西没有回应美国之音所发送的采访请求，不过，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执行主任杜威·默迪克(Dewey Murdick)在对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中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恐吓研究人员，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对许多从事重要研究的个人产生了寒蝉效应。我们中心继续面临这些威胁。我们必须对中国这种策略高度重视，阻止他们像压制自己的人民那样压制世界其他国家。”
另一起引起关注的案例是中国电动车领军企业比亚迪2020年11月状告美国公民斯考特·保罗(Scott Paul)诽谤罪一案。
保罗担任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美国制造联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下称AAM)的主席。保罗曾公开表示，联邦交通资金不应该流向总部位于非市场经济体(例如中国)的公司。2019年5月，在一次关于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国会听证会上，保罗发言说，比亚迪和中国中车集团是“国有、国家补贴和国家支持的企业”，它们“开始获得由美国纳税人支持的利润丰厚的合同，为我们的主要城市提供轨道交通车辆和电动公交车”，这种趋势正在“系统性地破坏美国机车车辆制造业的全国竞争格局”。
比亚迪在美国以“诽谤”为由起诉AAM以及该机构多位员工。比亚迪在诉讼中指控AAM“通过虚假指控和误导性言论，恶意、欺诈、无礼和鲁莽地损害比亚迪的声誉和品牌”。
保罗认为，失去联邦交通资金的比亚迪对他和AAM的起诉是一种报复行为。他在接受网络媒体“连线中国”时表示：“这感觉像是对我们为限制比亚迪获取美国税收资金的公共政策工作的报复。”
比亚迪对 AAM 的诉讼拖延了近两年，期间不断被驳回，上诉也未成功，直到 2022年10月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比亚迪的上诉：法院裁定比亚迪未能证明AAM 的言论具有诽谤性。
尽管如此，诉讼带来的寒蝉效应已然可见。AAM的责任保险公司哈特福德于 2021年4月取消 AAM 的部分保险。哈特福德在一封致AAM的邮件中写道：“不续保的原因是我们从网站评论中了解到，你们的业务包括批评中国制造商、中资美国公司和中国政府。此类言论可能会引发诽谤指控。”除此之外，AAM还付出了高达4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AAM并非唯一被比亚迪起诉的机构。2020年，比亚迪也以诽谤为由起诉美国媒体VICE，也是最终被最高法院驳回。有分析人士指出，赢得官司并不是比亚迪之类中国原告的唯一目的。因为害怕招惹诉讼，其他潜在的批评者会自动噤声，而且这种寒蝉效应已经产生。
中共问题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9月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相关听证会上表示，委员会还了解到多起类似案例，但是当事人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和解并且签订了保密协议，所以细节不为人知。
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听证会上说：“已经在国内压制自由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寻求将其威权控制模式输出到全球。它现在正试图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来达到目的)。”穆勒纳尔称，近年来中共发起的针对在美国的学者的“诽谤”和“中伤”的诉讼，目的正是为了恐吓作者，让他们保持沉默。
美国国防大学信息和网络空间学院教授吉尔·戈登齐尔(Jill Goldenziel)也参与了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她告诉美国之音，在美国，美国的商业社会正是建立在法律、诉讼和保险的基础之上，普通公民和企业状告其他人或是政府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但现在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局面”。
她告诉美国之音：“一方面，我们并不希望把中国企业排除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之外，不让他们打官司。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小心，防止有人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占便宜，美国的法庭不该充斥着那些无聊的官司。”
她告诉美国之音，在本国没有真正法治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美国大张旗鼓地利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己的诉求，是一件很“讽刺”但也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共会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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