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彦平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将受到起诉。这是中共中央在今年10月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对政法部门进行清洗的最新举动。那么，习近平反腐十年，成绩如何呢？
反腐十年 贪官前仆后继
刘彦平落马的原因是政治上违纪，生活上腐败，和近年来众多官员倒台的原因十分类似。数据显示，反腐十年以后，腐败案和贪官都没有减少。
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字，2020年立案61万8000件，处分60万4000人；2021年立案63万1000件，处分62万7000人；2022年上半年，立案32万2000件，处分27万3000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月26日刊登的《2020年反腐"成绩单"出炉：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一文说：“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年报’看，每年的立案数都超过50万件，每年的处分人数都超过了50万人。”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2年新年第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2021年已有25名中管干部被查，30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新高”。文章还指出，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被问责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被监察的对象，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处分人数，“均高于前三年的同期数据”。
尽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日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他也承认这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香港01”今年8月20日的文章《最醒目成绩单之外 反腐败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话说：“当腐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针对个人的查处就像铁拳砸在棉花上，难以起到更大震慑效应。……作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距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
“透明国际”组织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或者叫“腐败感知指数”）显示，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反腐十年以来，中国清廉指数排名有提前，在大约180个国家中，从2012年的第80名上升到2021年的第66名。但是中国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数变化不大，仍然在40分上下（满分是100）。这有可能显示，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没有改善，与此同时，全球的腐败状况更糟了。
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因为他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手里，而且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又没办法去替换，有效地替换他，所以共产党在领导层的备选上或者是更替上永远是他最大的难题，或者他就干脆不更改，一直就是这样子统治下去。
徐文立说：“就像习近平，他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这个结果，造成他一定是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这个人永远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权力。在这个地位上坐久了就自然是腐败。”
反腐：政治斗争和选择性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败为手段迅速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你如果站对了，那你怎么腐败，不仅没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揭发者。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比如说这个栗战书，他是习近平重要的帮凶之一了。栗战书他的女儿在香港动辄拿几千万就买房子，一买就能买两个。这种东西被揭发出来之后，揭发的媒体没过几天就登报道歉，说自己报导错了。这种事情谁都清楚，这完全是包庇腐败，纵容腐败，支持腐败。每一个官员对这个事情看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所有的官员想要腐败的意愿绝不会减弱。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千万别跟错了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指出了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有很多爆料，都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包括沈栋写的爆料温家宝家族的《红色赌盘》。这些爆料的特点来自不同的派系。
夏明说：“要么是薄熙来去爆习家的料，或者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爆周永康的料，或者周永康这边爆温家宝的料。……就是我们看到有好几波了，海外的比如说像“巴拿马文件”呐，维京群岛的文件呐，他们的爆料。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郭文贵的爆料。”
夏明教授指出，这些爆料涉及的中共最高层前任和现任的领导人至今安然无恙。
夏明说：“彭博新闻社那个爆料，爆的就是习家的，就是敛财的情况，尤其是习家在香港的房地产的情况。我们也看到海外爆料很多爆的就是曾庆红的家族，在澳大利亚，他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买下了悉尼最贵的房地产。……可以看到温家宝家族也是。最近看到还有爆料就是爆栗战书，栗战书的女婿女儿在新加坡，他也是敛财很多。”
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成为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把很多职位腾出来，以便把他的人升上去。
夏明说：“就是派系反腐，腾出一些职位让我喜欢的人全部上去。所以今天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东西，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就是在于给他的人事安排提供了空间。”
徐文立说：“应该说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实质上的最贪污腐败的一种现状不会变得更加廉洁，……最后都有私心的一般官员会效法，向当了官更加贪污腐败的一个方向发展。”
分析：懒政怠政“躺平”
早在2014年2月11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曾经表示“要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慵懒散的机关病”。他说，“如果勤政做不到，拿着俸禄不干事，也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现象”。同年10月9日，李克强直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开始，直至今日，“懒政就是腐败”的说法从里没有停止过，显示“懒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08月05日刊登的文章《铁腕重拳纠治庸懒懈怠》说，自2017年起，天津一直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共查处问题5922起，处分4534人，处理厅局级干部155人。
有分析人士将懒政和2012年以后的反腐联系在一起。具有中国背景的《香港01》在2022年8月20日发表的特稿中说：“随着反腐败的展开，官场亦开始弥漫消极不作为的风气，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中国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2016年8月9日发表的文章《"懒政"诱因：微腐败与六种不良心态》从官方角度分析，也认为反腐是引发懒政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认为，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开始，反腐败使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导致懒政不作为在中国政府系统各部门和各级都非常普遍。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有句话说就是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我觉得中国的运动式反腐绝对是对官员失去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激励，相反会导致相互的猜疑，导致更多的权力斗争。
现在的中国的官员，其实就是说躺平现象其实很严重。就是尽量不担责，尽量不出头，尽量观望。我认为是中国官场现在的主流。”
但是包括徐文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所谓“懒政”就是官僚主义，这在中共的体制中由来已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也持这种观点。
刘青说：“懒政怠政这种事情，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说了，有一些人，比如说胡温时期，他们就说他们的指令是不出中南海。所谓不出中南海就是他们的指挥起不了令行禁止的效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懒政怠政的做法。”
不过，反腐为今天的官僚主义增加了新的诱因。近年来的政界新词“懒政”，平常人所说的“躺平”，用到官员身上，就是不做事，不作为，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多做事就多出事；不准贪腐，做事无动力。
夏明教授说：“他们一定就是牢记，我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出错，其他东西我宁愿不干、少干，我只要不犯政治错误，我还能够可能保个平安，或者度过这个风头。”
反腐的前景如何？
今年8月1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商人肖建华13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肖建华及其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罪，判处其人民币650万元（约95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外交部称，肖建华的外国国籍不获承认，因此无权享有外国领事保护。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肖建华，他的腐败涉及万亿以上的资产。肖建华本人也从来不回避自己是红二代的白手套。他自己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北京的红二代都是有价码的，没有一个没价码。”
徐文立说：“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是会有点振奋人心的意思，因为多数人，特别底层人，对于上层或者对有些人的腐败，他是会感到气愤的，有一点振奋的作用，然后就不行了。连毛泽东向着最大力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能进行下去，人们最后，1949年以后养花养草，养宠物，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
徐文立说，人们会失去最初新鲜感，而且在知道这是欺骗人的东西之后，会士气全无。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有的现象。所不同的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斗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