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界高官最近纷纷落马，反映出中国高层对自己的“刀把子”相当程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从何而来？
刚刚过去的9月里，中国公安部的三位前副部长被判刑或者起诉，他们是孙力军、傅政华和刘彦平。过去几年里，数百名中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副厅局级警官“塌方式”落马，有些省市自治区是连续三、四任公安厅局长和副局长“前仆后继”地落马。有人因此调侃说，中国警察高官属于高危职业。
尽管这些高阶警官落马的主要刑事罪名都是“受贿”，然而他们还有更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在被刑事法办之前，都先受到了中共党内的纪律处分，就是开除党籍。
曾经任职中国公安大学的美国律师高光俊说：“孙立军，中纪委说了他很多，什么政治团团伙伙啊，什么拉帮结派呀，为什么判决的时候他只有三条罪名呢？非法藏有枪支、行贿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刑事犯罪的问题呢？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能拿出来作为司法判决的，但是确实是真正的理由。”
中共在去年9月开除孙力军党籍和公职的处分通报中，指责孙力军“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而中共对傅政华的评语则是“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高光俊说：“中纪委发出来的那些信息，中纪委批评这些贪官的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反反复复跟你讲的很清楚了，贪污腐败反而是个次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跟党不保持一致，妄议中央，没有跟习近平保持忠诚的关系，这才是核心的问题，要把你搞下去的问题。而你的贪污都是次要的问题，可以拿出来找借口。”
高光俊说，没有人不贪污的，到了这个级别的警察贪污的更多。现在整肃他们的理由，表面上说是贪腐，但是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原因。
高光俊说：“但真正的原因从来就不是贪污腐败的问题，那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谁掌握这个刀把子。”
不信任警察 由来已久
知名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说：“50年代末开始，60年代初到文化革命以前，其实对公安系统，就是警察系统，整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情报系统和警察系统。到了邓小平时代，情报机关的我们老同学在那当头，跟我哭诉说，他们很困难，不得不搞走私，理由就是邓小平上台以后，一分钱没给他们增加。邓小平最不相信特务。”
的确，中共公安高官落马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而是中共建政以后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在文革前夜被毛泽东打倒，说他“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第二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任职时间最长，将近11年，文革期间的1972年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致悼词，赞誉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但是在文革结束后遭到“鞭尸”，被指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
接替谢富治的公安部长李震上任一年以后在1973年自杀，中共中央说，他是畏罪自杀。文革中，中国公安部有五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其中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死亡。
省市一级的公安官员更是如此，例如曾经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陈泊1950年被捕，1952年被判刑，1972年死在劳改农场。曾经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1955年被逮捕。
文革中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3位公安厅、局长都被审查、打倒过，其中45人坐过牢，17人自杀、死在监狱里。其中上海公安局长黄赤波1968年被捕入狱。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1977年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自杀。
警官怎么才能获得信任？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官员体系里，小圈子是相互信任的核心。
高光俊说：“在共产党的官员体系里面，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什么小圈子，这个问题一直就存在，这是从它成立这一刻到现在，这是个政治的基本的一个生态。在中国共产党里面，这些人你弄一个圈子，我弄一个圈子；你有你自己的亲信，我有我自己的亲信，从来都是这个。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它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派系，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团体走在一起。”
高光俊指出，小圈子的形成，信任的赢得，要靠几种关系。
高光俊说：“靠什么东西赢得信任。第一，靠我的红二代，我的关系。你比如习近平，他每个地方的政绩都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是个红二代，老爸可以通过不同的地方，你在河北搞的不好，找项南，搞到福建去。福建搞的不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高光俊说，还有就是中共所谓的“秘书帮”和长期的工作关系。
高光俊说：“就是秘书帮。孙立军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就是孟建柱的秘书，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以后通过孟建柱的老婆搭上了孟建柱，然后做了孟建柱的秘书。第三个就是通过工作关系长期在一起工作。这个哥们好，我们看到的习近平的枝江新军，很多过去都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我熟悉我了解，你是我的部下，那我上台了，我就把你一起‘鸡犬升天’都发过去。”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他们这个团体性非常强。你看他们警察，新的警察管老的警察都叫师傅。那是中国传统，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就是都是这种，警察变成私人队伍了。”
高光俊认为，在和平的时期，“刀把子”非常重要，所以极为重视信任问题。
高光俊说：“在中国因为没有法治，没有基本的人权，警察说抓人就抓人。你中国公安的警察的职能的权限拿来仔细地分析，你就知道他的权限是多么大。他说了你违法了，你就违法了。现在发生的事情更多了。它说把你关在什么地方，就关在什么地方，你永远找不着。连高级政府官员都是说关进去就关进去了。”
魏京生说：“因为他有很神秘的身份，别人随便也不能查他，他干什么事都是名正言顺的，别人不能查他，而且这些警察跟其他官僚一样，也是官官相护，但是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生杀大权，所以别人更惧怕他们。”
魏京生指出，在中国的恶政环境之下，最恶的人往往是最成功的人。
魏京生说：“你要对别人怀有一丝慈悲心的话，你可能就被别人给弄了。就像傅政华，傅政华连他自己的老上级他都要弄，对不对？就是他揭发的周永康，然后他去当整周永康那个小组的组长。所以这就是完全没良心的人。你越没良心，习近平会越相信你。”
魏京生说，中国警察的特点是一代比一代更加酷吏化。
魏京生说：“中共的特点，它不是正常的像民主国家这种政党，它是一个黑帮组织。它的组织原则跟黑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黑社会组织你最不敢相信的就是你手下有实力的这些人，有手段的。”
魏京生认为，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情况也很多，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后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魏京生说：“他们一方面上面利用下面这些酷吏，一方面这些酷吏也威胁到上面的安全。所以他们这种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恶棍和恶棍，黑吃黑的关系。”
你看他们党内都是这种心态，他自己是不择手段的，还鼓励不择手段，可是他最怕的也就是这些不择手段的，有权利不择手段的这些人。”
然而恰恰是中共自己制造的这些酷吏，往往也成了中共自己最不能信任的人。魏京生认为，中纪委、公安部、安全部这些部门，权利越来越大，别人就越来越害怕，他们的分量就越来越大。直到最后，这些酷吏就会威胁到上边领导的安全了。
魏京生说：“你看就咱们现在这些年揭发出来公安部这些大的案件，大头头，政法委的案件，从周永康开始，都是威胁到了最高领导。这在古代也是这样，这些人权力太大了。对中共内部的维稳短期可能是有效的，长期是更危险，可能造成整个政权的崩溃。”
为了防止警察反水，中国甚至规定要对公检法队伍倒查二十年。
魏京生说：“现在甚至要倒查二十年，那就是你退休都不放过你，非常紧张搞的。倒查二十年，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要针对一些老家伙的。你们敢反对我，我现在倒查二十年，你只要腐败，我就查你，你别以为你退休了就没事了。”
由于警界的小圈子文化，高光俊认为，习近平上台的10年里，从来没有完全控制政法系统，他也因此必须换上自己信任的人。
高光俊说：“就是要派系斗争，要换上自己最信任、最值得信任的人，像王小洪，那才是真正他的铁杆亲信，其他都不是。政法系统还有很多人都不是习近平的亲信，后面会一个一个慢慢地换掉，那如果下一次，包括现在的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绝对不是他的人。不仅仅不是他的人，完全是他对立面的人，所以他要清洗嘛，不停地清洗嘛。”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都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最高领导，下一波清洗什么时候再来，可能还是和习近平的前途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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